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十二章 女人、爱情和“青春”
一、新知
1、1925年，鲁迅开始与女子师范学院的女学生来往，并与许广平相爱
2、鲁迅很在意与许广平同居的社会压力，这一点在《伤逝》中也有讨论
3、1926年，鲁迅应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
（1）8月离开北京，与许广平一道南下，约定“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
（2）不到半年，就因为学风和“现代评论派”等带来的压力而辞职
4、1927年1月，鲁迅应邀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
5、1927年底，鲁迅下定决心与许广平到上海虹口同居
6、同居以后，鲁迅依然如履薄冰，最初对许广平的家庭和许多朋友都严守秘密
（1）1929年5月，怀孕5个月的许广平第一次告诉家人实情
二、新语
1、向上的冲动
我想，大概生命真有一种“向上的冲动”。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大抵都想做些什么来充实或者刺激自己。人们在理智上整体表现出对积极有为的偏爱，我想大抵也是因为这个吧。然而确有时候，理智反而将人导向虚无，这时候生命的本能也许就要跳出来跟它竞争：我总还想做些什么，否则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2、从虚无来的爱情
难以置信，鲁迅终于到来的一场爱情竟然来自于理智在将人生导向积极一面时的无力。但确实如此，我想，倘不是因为在理智上对现在的一切价值都益加地无所谓了，他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上“不忠不孝”的罪名，挣脱母亲给他设立的一生的牢笼，走向自己人生最精彩的一个瞬间。
不过从这里引申开去，就可以看见旧的道德律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是何以严重。一个人在旧的时代，倘若想在理智的一面抱持积极有为的想法，就不得不在人生的情感保持消极和压抑。而中国历史上绽放出人性光辉的人，看起来又多是在社会的悲观主义者（譬如阮籍、嵇康），是的，只有“放弃了人生”的人才会想去“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一样”，这个谬论和背反也许就是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对人的身心最大的摧残。
话扯远了。虚无当然启动了鲁迅的爱情，但用王晓明老师的话来说，虚无感“就想一枝锋利的双刃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先是推动鲁迅向前，继而又拉扯他的脚步。我想，也正是因此，鲁迅才会为来自社会的目光和批评感到莫名的压力。“旧价值是错了，那怎么确定新价值就正确呢？”他写了《伤逝》，描述一段理想的新式“自由恋爱”被一成不变的现实摧垮的经过，来确认自己的心情，却还是举棋不定。
但新的价值还是比旧的好吧，一定。因为他们毕竟真的相爱，再怎么顾虑，遮遮掩掩，还是想在一起，这就是人性的。当他说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的时候，我想一定是鲁迅一生中最释放人性光芒的时刻。把人性的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做出“想做的事情”，逃离“不愿发生的”，就是现在重估价值的第一要务。
3、人的中间性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了他可以走的“三条路”，云：“（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这三条路实际是两个极端，一个中间，或者说“中庸”吧。
人是复杂、混乱的，在做思想实验时，什么都可以撇清楚，然而做起来就不一样。在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结论是来自理智还是感情；实际上，纯净的理智和感情都不存在，它们永远掺杂在一起，相互混淆。而就在这样做出的决断里，似乎也往往偏向中间，而非纯粹的两边。
譬如鲁迅的三条路，第一条当然是绝对的虚无。什么也不做，再不对别人的事务用心，这是深受刺激，在理智上全然对社会的可能性绝望的人选的，最后便放弃了理智的追求，成了公共事务中最极致的失意者。第二条路又把积极发挥到了极致——什么都做，坚决地去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在理智上有狂热的精神信仰的人做的，他们在公共事务里再积极不过，仿佛觉得人生倘只为自己的官能感受便毫无价值。
其实走上这两条路的人都不多。鲁迅自己选择的也是第三条路。这条道路是理智与感情掺杂得最深的路，也是最多人的选择——在理智上，对道德原则和价值有一定的认同，也能获得一些自我实现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并不牢固，也不狂热；必要和关键时，就退回人生的底线。也许这种复杂的活法才是人生至味，是最能体现人的复杂和中间性的吧。
4、体味自然风景的余裕
我最近很喜欢强调余裕，大抵正因为我没有吧。我想，自然风光确实是要有余裕的人才能欣赏的，否则看来总是少一些味道。那些平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连过个假期生活都像赶集一样，往返于各个“景点”之间，患得患失，哪里就能“体会到自然的伟大”了？
想起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在王晓明老师的课上读了契诃夫的《草原》，并作了一篇评论，其中写道：“大概我们都市人的灵魂，已经再没有办法同草原亲切相处了。”现在，我自己的感觉也如此强烈。置身于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最擅长感受的绝不是自然的宽广和庞大，相反，日夜伴随我们的是人为制造的紧张和生存空间的狭窄。
当然，在鲁迅生存的那个时代，这些问题可能还不如今天这样明显，然而相同的是，他同样有那样深厚沉重的精神包袱。单单那个人道主义与人性的、启蒙与虚无的背反，就足够把他的精力在理性那一面就燃烧殆尽。既然这样，心里又怎么还能容得下自然的情感呢？所以我想，这份恋情大概在鲁迅理智的大堤上打了一个缺口，让情感得以重新流动——或者说，在让鲁迅重新感受到青春给他带来的紧迫之前，先给鲁迅带来了青春的错觉。正是这种错觉，使他得以驰骋于山野之间，纵情投入天地。
可不久之后，鲁迅大概就会意识到，这余裕乃是虚有吧。或者如王晓明老师所说，就在他们游玩的晚上，他自己已经顾虑重重。他的晚年在印象上，也很难给人以轻松的感觉。鲁迅在“下意识地”认同传统道德，怀疑社会人性时，大概也“下意识地”给自己勒了一个绳索，加了一下鞭子。这份余裕终于得而复失，以后鲁迅可能又不能体会自然之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