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苏菲的世界》（7）苏格拉底

一、新知

1、从自然派哲学到雅典哲学：哲学课题的性质发生改变
（1）自然派哲学家关切的主题是自然世界的本质
（2）雅典哲学家的兴趣主要是个人本身与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
2、雅典哲学的背景
（1）民主制度逐渐成形，人民必须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参与政治
（2）雅典人最重视演说术，即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3、智者学派（Sophists）
（1）来历：四处游历的教师与哲学家，来到雅典以教导市民为生
（2）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85-前410）
（3）主要思想
　1）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Ⅰ、虽然哲学问题或许有答案，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揭开大自然及宇宙之谜
　Ⅱ、无法确定世上是否有神（普罗泰戈拉：“这个问题太复杂，而生命又太短促了。”）
　2）人文主义转向：既然无法知道自然之谜的所有答案，不如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人类必须学习如何共同生活
　3）伦理学上的相对主义
　Ⅰ、来源：智者们在周游各地时发现各地的传统规范和地方法律都不相同，价值标准和道德习俗可能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造成了
　Ⅱ、表现：否认世间有绝对的是非标准
　（Ⅰ）事物的是非善恶，取决于它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Ⅱ）不存在人“天生害羞”，害羞或不害羞是后天经社会规范制约所致
4、苏格拉底（Socrates，约前470-前399）
（1）概况：
　1）地位：可能是哲学史上最神秘难解的哲学家，但却是对欧洲思想影响最重大的人之一
　2）经历：生于雅典，生平大部分时间在中心广场与市场等地与人闲谈
　3）著述：从未留下任何文字，其生平和思想主要透过柏拉图的著作得知
　（Ⅰ）由于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自己的哲学，致使苏格拉底的真实意见及其与柏拉图哲学的边界不易区分
　（Ⅱ）其神秘难解、模棱两可使得一些大相径庭的学说都可以自称是苏格拉底的传人
　（Ⅲ）鉴于影响和启发后世的主要是柏拉图著作中描绘的苏格拉底，其真实意见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2）“牛虻”
　1）所指：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
　2）步骤：
　Ⅰ、展开讨论时时看起来无意指导别人，反而是想学习，好像一无所知
　Ⅱ、在讨论中倾听别人说话，然后不断提出问题，诱使他的对手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弱点，词穷后不得不承认是非对
　3）内涵：通过假装无知，迫使他人运用本身的常识，领悟哲学的真理
　4）理论基础：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而不是得自别人的传授；为由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
　5）名论：“雅典就像一匹驽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蝇。”
（3）“爱好智慧的人”（Philosopher）：哲学家的品质
　1）爱好智慧，不以博学多闻而自夸和满足
　2）知道自己所知十分有限，感到懊恼并不断追求真知灼见
　3）对悬而未决的困难，既不会自欺欺人，也不会漠不关心
（4）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倾向
　1）知识论上的理性主义：人类的知识必须有巩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
　2）伦理学上的理性主义：
　Ⅰ、正确的见解（实践理性）必定带来正确的行动；犯错是因为不能分辨正确和错误
　Ⅱ、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人的理性本身，而不在社会中（绝对主义）
　Ⅲ、人如果违反自己的理性就不会快乐，知道如何找到快乐的人一定会遵照自己的理性行事

二、新语

1、智者学派与相对主义

我从前并不重视重者学派，偶尔有闻其名，也不在意。这种忽略大概出于我对他们并不了解——因此当我看到这一节时，实际颇为讶异：原来在中学教科书上常常作为反派登场的“诡辩家”们，也有过这样令人赞叹的想法！

智者学派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希腊哲学家们都更贴近现代人的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伦理学上的相对主义，我想，这种认识恐怕是终身泡在雅典的苏格拉底永远无法企及的。可以说，前现代一切类型的社会中都有文化相对主义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一点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已奉为圭臬。一种区域文化精神的符号内涵只有被置于这种区域的思想结构中才能被理解，这种研究方式的出现，本身也象征着相对主义在现代得到的认同。

那么，在人类社会中，是否能够找到另一条路线，将前现代各民族互不相同（也各有其优劣）的文化和伦理学标准统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呢？这是近代以来学术和政治实践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做到的问题，否则人类社会的联合与互助终究无法向前推进一步。那么，这种趋同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如何去寻找呢？

我想唯一的路径就是从最基本的官能感受，或者说感性入手。对于一个符号的解释，将最大限度地受其所在的符号体系的影响；然而在感官上，这种束缚将大为减轻。虽然意义各不相同，至少全世界都把杀伤他人当作一件重大事情来看待，而大家多少都不希望自己被杀伤，这恐怕就是疼痛与残疾的不便在感官上给人带来的趋同效果。如果这是可行的，那么在道德相对主义的迷局和普适主义的明显荒谬中，人类或许还能开拓出一条新路，那就是在理性的反差和蒙蔽中抓住感性最远是的一致性，以此为基础，再不断求得理性上的认同，最终逐步接近人类的同化。

2、人文主义与不可知论

说实话，我原先也不知道，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竟然也是智者学派引入的。西塞罗称赞苏格拉底，说他“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现在看来恐怕是菲薄了这些智者们了——因为是他们最早在哲学中引入了伦理学的话题。尽管哲学的终点始终是伦理学，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过去的哲学家并不直接去关注它，而是更着力去研究自然。从这一点上说，智者学派不愧为最早的一批“自觉的伦理学家”。

有趣的是，从书中的介绍看，他们的关注人文和伦理，并不像近现代许多窃据智者之位的人那样，是出于对理性的盲目乐观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相反，他们是出于对人类认识自然之能力的不信任。自然哲学可能没有正确答案结果，而伦理学却是人类绕不开的话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普罗泰戈拉等人才最终走上了人文主义的道路。这种沧桑感，与科学技术“大跃进”后不知所措的人类是否有些许的相似？

3、重要的都已被记录下来

这一章有一句话击中了我的思绪。它写道：“不过，苏格拉底的真正面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两千五百年来对西方思想家产生启发作用的，事实上是柏拉图描绘出来的苏格拉底。”看到这里，一句在我脑中盘旋已久的话不禁呼之欲出：“重要的都已被记录下来，未记录的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在这里，它谈的是哲学史，而我说的是历史学。

两者有微妙的不同——当然，在哲学史中这样说的理由更加充分。因为哲学史是由思想构成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只有两种状态：要么被记录，要么消失。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如果确有重要的影响和传承，那么也会在他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而哲学史上的思想一旦彻底消失，那就不可能原样重现，更不可能影响后世了。

而在历史学中则稍有不同。作为历史成分的史事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对历史发展肯定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无论它是否被记录下来，都无法回避。然而其精神的部分，却又与书中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吻合。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某皇帝看了某某前朝人物的传记，感慨说“就该这样啊！”于是他这样了，结果国家得到了发展。在这样的结构中，重要的就是对于前朝人物的历史叙事和记录，而非前朝人物究竟如何。即便那史事全然是编的，也无碍它对后事的影响。

而当“某某皇帝看了此记录后做了某某”成为新的纪录时，这段记录就有了二重的重要性，因此，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超越其本身的抽象意义。这种意义是只有流传后世的史事才可能具有的——它可以被附加一国一民族的道德理想、政治智慧，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诸如孔子、诸葛亮、岳飞等人的故事，无论其真相究竟如何，都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想象中的道德楷模；他们的记录——而不是他们本身，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在这一层面上，获得了额外的重要性。

因此才有了“重要的都已被记录下来”，又或者说，其实是因为被记录下来，所以才有了重要的意义。相对浩瀚的过去而言，被记录下来的史事总是少数；一代又一代人就把对自身现状的疑惑和思考，全部托付在那可见的部分上，而这重量又压在下一代人身上，如此传承，终于也变得沉甸甸了。

4、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

记得以前在看哲学史时，曾经读到尼采对苏格拉底彻底的批判。他说，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谋杀”了希腊人感性的一面，而片面地、盲目乐观地发扬了理性的日神精神，从而败坏了希腊人的精神。现在看来，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确实有许多问题，而尼采对他的指责所言非虚。

首先，很显然地——苏格拉底对人的理性过于乐观，他相信人的行为有完全的理性，因此才有“正确的见解导致正确的行动”。我猜想，苏格拉底的理性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没有陷入过真正的困境——即便众人要判处他死刑时，他仍有申辩的的机会，以致给他造成了理性完全的错觉。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不完全理性的，没有人能真的按照苏格拉底设想的那样来进行判断。

这其中还包括了感性和理性的先后顺序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是直观的且富有创造性的，它在感性之前，行为对于理性只能是“违反”和“遵照”的关系；但现在我们知道，人的感性才是直观和创造的，而理性司掌的是抽象化和反思，它对前者的作用只能是“规训”和“裁决”，永远不可能走到感性的前面，发挥苏格拉底想象中的作用。

苏格拉底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不觉得这是因为人的“不完全理性”，而反过来认为是理性的人的理性不完备所指。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无论怎样学习，都不可能到达苏格拉底想象的那个高度。也许确实有很多圣徒，他们用敬虔的理性无比贴近“神的声音”，但这样的人只能通过自我虐待和压抑获得纯粹理性上的满足——换句话说，不过理性在自娱自乐罢了。如果这样是真的快乐，那又如何证明它不是理性自编自导的一场骗局呢？

苏格拉底没有看到这一点，却认为理性是快乐的源泉，快乐是通过实践和理性的统一来得到的，人违反自己的理性就不会快乐。这个命题当然没错，因为如果人一直做一些自己深知不对的事，他当然不会快乐，而只会内疚。可是它在逻辑顺序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理性如果僭越去掌握人的感官，人就不敢直面既得的快乐；快乐不是理性的馈赠，相反，理性不断限制人获得快乐的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鲁迅的晚年，曾经因吃上一顿好饭而欢喜；可他随即想到自己一生力求节俭，追求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他又闷闷不乐。在这里，究竟是理性让已经形成的快乐戛然而止，还是行动因违背了理性而没有产生快乐呢？我想，每一个真诚的直面自己的人，恐怕都会选择前者。

而这个命题带来的真正矛盾是这样的：如果你做一件自己从理性上认为不对的事，却感到快乐，你还能安于这快乐吗？你会用理性否定这快乐，还是用另一个理性取代先前的理性，或者更进一步，用这快乐去否定理性本身呢？鲁迅选了第一条，这是苏格拉底设定的道路，也是最愚蠢的道路；第二条常常是自甘堕落者的选择，既然原本的实践理性标准不容许自己得到快乐，那就把它推倒，建立一个更为便宜的法则；而第三条才是不卑不亢，正视问题的做法：承认快乐的真实，然后是理性的反思，终于步入深邃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