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再版自序

一、新知

1、鲁迅的“醉虾”比喻。

2、一尊主要出自御用“学者”之手、有点像教主、又有点像打手的名之曰“鲁迅”的神像。

3、对历史的无知，可以导致对生活记忆的简化。

二、新语

1、作为学者的“愤激”及其收敛

王晓明老师无疑是一个学者，而且很有良心。他有许多方面的社会责任感，有的在这篇《再版自序》里就体现出来，譬如他对给他来信的愤青抱持一种与鲁迅相似的责任意识；也有的我从他过去的课上能听出来，譬如对这个时代的真诚忧虑，及挽留它的意图和决心。从这一面看，他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怀着知识分子的心情，实践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知识分子的目标。我想，让他的愤激最终得到收敛的，恐怕就是这种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

任何一个人，当他身处于不理想的环境中时，他是很容易产生怨恨的——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孱弱的人尤其如此。然后他就愤怒，诅咒一切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平。这种行为的优点在于，能够迅速地排除凝结在身体里的黑暗，给人前进的动力。我的妻子在失去她理想的工作时，也采取了这种反应，她首先埋怨命运教她染上恶病的不公，然后憎恨公司和同事在病中抛弃她的无情，进而展现愤怒，一面流泪、一面咬牙切齿。这样，她就重生了。愤怒的人不再是弱者，不再展现无法抓住命运的无力和面对改变无所适从的怯懦。他们找到一个面目可憎的理由，然后反对它，藉此获得突破自己的力量。

这大概就是王晓明老师文中所谓的“愤激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但他随后也立即补充了愤激给人心灵带来的伤害。确实如此。愤怒让人心逐渐坏掉，它败坏的不仅是“人的幽默感”、“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还有人对生活的敏感和热情本身。乍看之下，它确实给了你激情，然而愤怒转移你的视线；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义愤填膺”，那就是愤怒充满了头脑，从而忘却了思考，也再看不见其他的什么东西。也正因愤激的这种特质，它往往还伴随着对事物理解的简单化、片面化，只消认准一个畅快淋漓的观点，就一头钻进去，再不出来，这样日子就更轻快了。

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多。放在这前言中，那位慷慨激昂地来信的青年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生活并不因愤激而幸福，它的赠礼只有本身的盲目和愤激过后的虚空，更糟糕的是，它还迟钝人的神经，带来与真正生活的隔绝；无独有偶，认识也不因愤激而深入，因为它的本性是蒙蔽，藉以逃避现实的沧桑。愤激的人不受求知和孤独感的折磨，因为他们一旦认知了一面，就只抓着这一点，再不放开，也不去寻找新的道途。这些都是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也是真的知识分子所看见后必要心痛的。

那么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呢？以往人们想到的可能是精明、睿智、坚定而思路清晰，但我想那实际是真的革命家或真的教主，绝不是一个贯彻对思想的“忠诚”的知识分子。相反，我认为理想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彷徨、困顿、犹豫而思维混乱的。因此，王晓明老师在前言中描述说“人生是这么丰富而多样，一个人只要打开了一定的视野，又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就不大可能被某一种意识完全压倒，即便他有意沉入其中，也会有另一些同样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冲动、意念和情绪，不断地跳出来阻挡他”，这种观点深合我意。

所以我想，在看到这样的青年后，王晓明老师对自己的愤激就应该有了更深的警惕，这种警惕把他完成对鲁迅思想的剖析后获得的仅有的一点成就感和得意一扫而空，旋即催生了一种鲁迅式的对今日国民思想的担忧。这种担忧，我在下面仍将提到。

2、两种“醉虾”

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它的遗产主要有两个，一是“启蒙式的”观点，二是启蒙的精神，或者说启蒙主义的思考方式。我曾在孙周兴的文章里看到一个论断，说自那时以来存在着两种并立的“启蒙主义”，即政治上的启蒙主义和哲学上的启蒙主义，这两者与前面我所提的两个遗产是相互对应的。

“启蒙式的”观点，归根结蒂还是盲从。它所遵循的模式是“你要理性地思考——你为什么要理性地思考——因为我告诉你要理性地思考”。从启蒙者这一面来说，他也许懂得他话中的道理，也许不懂，但只要说得漂亮，知道怎么灌输，就有人听，就有人跟从（革命家和教主有时就是如此）。然而这种启蒙最坏的影响是在受启蒙者那一面。他们可能一知半解，在真正能有自主的自觉之前，就被“革新”、“自主”之类的“启蒙式的”观点煽动起来，并自以为高级，去轻蔑未受“启蒙”的老实人。

王晓明老师文中的“醉虾”，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人。仍以那位愤青为例，他在看清他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多重面貌前，因为阅读了王晓明老师所阐发的只言片语，就不吝对一切事物下最重、最坚决的断言，这就是一种被片面地“启蒙”的征兆。王晓明老师对制造“醉虾”的担忧，也正是在于害怕自己的言辞在教会一个人思考之前，就先灌输给他一个片面而尖锐的观点，从此使他陷入“愤激”而不能自拔。当然，主动去制造“醉虾”的人更加可怕，正如文中说的，“旗号可以改，内容也可以换，只要还能用种种机械狭隘、非此即彼的思路套住你，就不难继续把你送上权势者的席面”，只要“启蒙式的”观点继续大行其道，无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到头来都可以作成泡这种“醉虾”的酒。

然而鲁迅所担心的“醉虾”，我想并不是这一种。鲁迅的“醉虾”出自《而已集》中《答有恒先生》一文，云：“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篇文章是1927年作的，而在这篇文章之前，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就出版了。这个小说集着力描写了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退潮后，青年们的表现。

与其他常见的同时代作者不同，鲁迅不是一个革命家和教主，他并不激烈地支持哪一种观点，而是反复否定、犹豫、思考和彷徨，也就是所谓的“横站”。他与孙周兴在《尼采与启蒙二重性》里描述的尼采一样，并不满足或陶醉于将“启蒙式的”观点灌输给民众，而是希望真正贯彻启蒙的精神。他表现出来的是：不恣意鼓吹外表光鲜的“启蒙式的”观点，而是唱反调，藉此呼唤受众心中真的启蒙精神，也即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然而鲁迅心中的另一个矛盾是“娜拉走后怎样”，也即对唤醒青年思想的犹豫。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就是出于这种考量。前面的“醉虾”也是如此，我想鲁迅真正害怕的是，他，在那样一个糟糕的时代，把启蒙的精神告诉了青年，但青年却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如此一来，他们将更清醒地沦为权势者的玩物，受到加倍的苦难与折磨。

所以说，在“启蒙式的”观点与启蒙的精神之间徘徊的醉虾，王晓明老师忧虑的是前者，鲁迅所担心的是后者。王晓明老师怕的是一桶酒下去，把迷蒙的虾子一把灌醉，成为筵席上的料理；而鲁迅则反过来，担心他点滴的凉水清醒了醉虾的知觉，教它更新鲜地扭动着被纳入饕餮的大口。

3、关于人的“本质性”的“卑劣”

这是文中那位愤青写给王晓明老师的信中所提及的，也是我时常论述到的一个问题。从我自己的伦理学、或者说处事原则和人生信条而言，我不认可这种说法，但我想他与我认识的可能是同一个观念。

引一段我在《说说孟子与他的求放心》中写的：

至于刚生下来的婴儿，与其说什么善、恶，毋宁说它拥有的只是自然和生命的本能。另一位西方哲学家尼采曾经说：“生命本质上就是掠夺、伤害，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压制、严酷，把自己的倾向强加于人，吞并和剥削。”这话是我喜欢的，而它其实又无关善恶。因为世界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生活抢夺其他人的资源，一个物种为了繁衍生息侵占另一个物种的生存空间，这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谁都无法摆脱。

所谓善恶、卑劣并不是天赋的观念，而是人基于不同的伦理学为不同的行为和实践贴上的标签。他眼中的卑劣，正是我眼中世界最固定的法则和道德的基础，这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