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我的佛教观及对“佛学概论”课的期待

按：本文为2014学年春季学期“佛教概论”课的作业。

要陡然描述出我对于佛教的认识，其实并不容易。这首先因为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在中国是个太过日常化的东西，它处处有，又处处没有——所以有，在于佛教的某些教理和用辞早已悄然潜入中国人的思维，影响至深；而所以没有，又在于这些中国人、乃至许多口诵佛理的“善男信女”，去挖掘他的精神，却并无一个明白的佛教核心，反而充斥着各种民间信仰和“口传佛理”。两相相合，就让一个属于佛教的本来面目（如果有）变得扑朔迷离了。

其次，由于这种日常化的作用，我对佛教的认识（在没有特地钻研教理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多层次的印象。更何况，我自己曾先后把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路线奉为圭臬，而今又希望把所有伦理还原到生活本身，这种思想经历（包括对宗教整体认识的变化）更使我对佛教的认知情况呈现一种阶段性的演变。

在最初（在我开始自觉地思考以前）的时候，我对佛教并无任何特立的见解。因受到系统的学校教育的影响，我的脑海里自有“封建迷信”一词，用来指代这样的“玄学”——尽管课本上可能并无这样直接的论述，但一种有机械论色彩的科学普及教育仍然让人产生这种感觉。换言之，与揭发、阐释了世界运行之终极奥妙的物理、化学相比，宗教之类的玄学不过原始人类在蒙昧时代对世界的一种猜测性的解释罢了，并无太大的价值。

后来在高中的一段时间里，出于种种原因，我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于是开始寻求宗教的庇护。当时我的选择是基督教，而所以会选择它，今天的我并不能完全弄清。我猜想，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第一，无论以怎样的话术狡辩，都无可否认，眼下我们在学校所受的基础教育从最初开始就是亲西方的，因此在宗教上倘要有所选择，对作为滋生近代学术温床的基督教体系会有天然的亲近感；第二，作为基督教主要竞争对手的佛教在现实中显得十分不堪，本来就摘不下的“迷信”帽子上，又披上了名为“商业化”的荆棘，伴随曝光率而来的是种种丑闻，让当时的我对它无法产生信任。

不过，随着我对基督教逐渐产生情愫，佛教并不是渐行渐远。相反，它获得了某种进入我思想的机遇——因为我对宗教的态度本身改变了，尽管当时我仍然只从道德训诫和精神安慰的角度理解宗教，但它毕竟既不神秘也不可憎了。恰逢此时，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位深慕佛学的同学，他成为我深化理解佛教的最初途径和机遇。记得高中最后一年，他常在放课后的学校里念咒，带着“转经轮”游走，现在想来，那也是在“普度众生”，是一种大乘佛教了。而与他的几次宗教讨论（我向他请教佛学，而他听我说一些基督教），成了迄今为止我了解佛教教理最多的地方。

所以，在上这一门课之前——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对佛教的理解大致已经形成这样的框架：它是古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与其他诸种常见宗教相比，它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一，它没有神；二，它不创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体系。至于佛教的目标，我的那位同学曾与我大谈一通功德，但凭我匮乏的想象力终未能了解。最后，我在心里形成的认识是：一般人修行佛的目的，在于脱离“苦”，这种脱离，有的便捷：譬如只要积德行善，就能升入“天道”，然而天人在漫长的享乐生活中容易疏于修行，死后终于还要再受轮回之苦（他认为基督教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另外则有超越轮回的得脱之法，可以永远不再入轮回，但这种修行各有其我所不能理解的妙法。倘这样看，我所建构的佛教，可能倒近乎所谓的小乘。

综上所述，现在我眼中的佛学就是古印度人悉达多发现的一种让众生脱离苦的方法。他先认识了苦，继而修成正果、脱离苦海，并最终掌握了世界的奥秘和这种方法（不论花了一世还是几世）。在涅槃之前，他将佛法传授给身边的人，乃至于众生。一切修佛法的人，就是根据诸佛家对佛典的认识和阐述，通过解读悉达多遗留的世界的奥秘和脱离苦海的方法并实践它，以达到涅槃的境界。

至于我对“佛教概论”课的期待，也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点：显然，选修这一门课程，是因为我想澄清以上种种我对佛教的认识——究竟孰是孰非，如果是，是在何处，不是，何以不是；姑且不论涅槃的方法，至少要在知识性的内容上做到没有大的错谬，这样进可以修佛，退可以为学，也不枉在这样一门课上用心。随后，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还特别在意佛典的文本、传承和后世宗派对其解读的状况，除此之外，现今困扰佛教声誉的商业化和放生丑闻又应该怎样从教理和历史两方面来理解——这一点在我看来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对我这样层次的认识者来说，前一点的内容只能通过这种形式展开。在历史上任何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中，抛开一切桎梏“直面本经”只是一小部分宗教人士为实现特别的宗教抱负才采取的方法，而他们在采取这样的方法之前，同样要先历史性地对这一宗教的发展予以充分的把握，否则，轻易便成了“妄人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