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日欧罗巴

离开巴黎后，我对欧罗巴的兴趣似乎一落千丈。瑞士、巴伐利亚和意大利的城市好像都吸引不了我——与之相对地，另一种情绪却始终弥漫在我心头：我应该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至少写一篇小文，来纪念我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可遗憾的是，由于舟车劳顿，我始终没能抽出这笔昂贵的清醒时间，直至此时，才终于在从佛罗伦萨往罗马颠簸的汽车上开始动笔。

离开巴黎前，我曾经获得半日悠闲——缘是旅行团的诸位都去“老佛爷”扫货，毫无兴趣的我，便可以翘掉日程，自由地在巴黎街头闲逛。这种闲逛于我有非凡的价值——与茨威格不同，他在半个多世纪前自豪地写道，“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可我如今不相信这一点。如果说，所谓的“关键”和“隐秘”之处真的仅存于“最优秀的人物”身上，那么它或许隐秘，但绝不关键——因为世界原本就该属于被时代裹挟的多数人，引领风骚的，何以真能是一两个企图发展自己个性的异类？

虽则如此，却不可否认，巴黎曾经是我精神的故乡——那时的我正阅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随后就沉湎于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与辉煌，被拉法耶特式的理想与英雄主义打动，既为之伤心、又为之鼓舞。于是我写了一部《逃向自由的夹隙》——它至今仍是我所写过的最长的文艺作品——来倾诉我心里郁结的一切。依现在的眼光看，那部作品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但此刻我的旅途却又要从巴黎、从拉法耶特的名下启航；这种命运般的安排不禁让人慨叹世界的奇妙，朦胧间，我好像预感自己正要发生一些转变，仿佛我六年前写的那样：“雷鸣已在酝酿之中，历史的巨轮就要在这里——在这个浪漫的花都巴黎——在这一点开始转动。”

我从黎塞留大街南下，经卢浮宫，去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买纪念品。六年前，我曾在《逃向自由的夹隙》里写，“一直平静地聆听着世事的塞纳河也似要‘咕嘟’作响，吐出一串串的气泡来控诉这剧变的天空”，这完全是我的想象——现实中的塞纳河当然不会吐出什么气泡，也说不上平静。塞纳河上风很大，在夏日的阳光下，仍能让人感觉到阵阵凉意；河水被风卷上堤岸，敲出与大革命的浪潮完全不同的声响。大概正因为如此，两岸的堤和桥上都站满了享受和风与阳光的人群，每当游船驶来，就爆发出一阵欢呼，甲板与堤岸的人相互挥手，其乐融融。

塞纳河畔最好的去处大约是西岱岛西侧的公园。从亨利四世铜像旁的楼梯往下，便可看到一片绿茵；郁郁葱葱的树将荫凉洒在河堤上，而少男少女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这里聊天、野餐，或者自己读一本书、写一首诗。岸上没有围栏，倾斜的河堤与岛上平坦的土地呈现完美的弧度，恰好容纳人的膝弯；我把小腿两日来的疲倦都恣意靠在上面，望着眼前的河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数十个分钟——说也奇怪，我在国内并无这样的兴致。大约是法兰西人的懒散感染了我吧——我只能这样想。

巴黎街上的人很多，但其熙熙攘攘处，几乎都不是法国人。巴黎圣母院周边就是这样的所在：一夫、一妻，牵一个孩子，并一辆婴儿车推在前面——这样的来自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家庭随处可见。“Hey dad, it’s funny that we cannot see the color outside!”循着她的目光看去，圣母院华丽的彩色玻璃竟然真的失去了色彩，与灰白的外壁合二为一。然后，话音渐隐，金发的小女孩又消失在另一群眼睛闪烁着蓝宝石光泽的游客身旁，只像那娇稚声调从未撕开过各种语言组成的嘈杂。

Cecile对我说，在巴黎区别法国人与游客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他是否“懒懒的”。回程的路上，我经过数个公园，都可以看到西岱岛西岸那样的景象——就在周一的下午，公园的绿地上竟然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法兰西的青年。他们看上去那样自然，宛如每天都从事着这样的事业，散漫地趴着，看书、沐日光浴，或者单纯地睡觉。Cecile问我，是否还有着比基尼晒太阳的女郎——我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但还是回答说看见了。我相信，在巴黎街头的公园里，我理应看见——不，是已经看见了我应许要看的所有。

半日的欧罗巴很快结束了。我从歌剧院大街回到“老佛爷”，把西岱岛上匆匆的行人、闲散的宪兵和整个安静又闲适的巴黎甩在身后。我将回到忙碌不安的中国人中，重新追赶密密层层的日程；巴黎人也还会过巴黎般的生活——我由衷地祝福他们，祝福我在这半日里看见的全部。但我害怕演说家还在不知疲倦地讲着，却不见天上风云际会；雷鸣已在酝酿之中，历史的巨轮就要在这里——在这个浪漫的花都巴黎——在这一点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