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环境下的我的历史学观
按：本文是2011学年春季学期“历史学经典导读”课的课程论文，部分内容来自《历史学与社会学对于历史研究的差异与合作》。
历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的出现，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完成的《史记》；在西方，更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希罗多德记述希波战争的《历史》问世。在他们之后的两千年中后，世界各民族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学和史料学发展——浩如烟海的档案、典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国官修的断代史“正史”以及西欧的编年史家们更将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发展到了极盛。然而，近代以来，历史学却成为一个变迁的是非之地：围绕历史学方法、功能乃至本质的讨论一直相持不下。在中国，革新派、古史辨派与史料学派各领一时风骚；在西方，实证主义、年鉴学派等各个流派轮番执掌史学改革的大旗。宏观史、微观史、总体史、断代史、考据、诠释——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地为这些概念作着注解，然而，时至今日，历史学要面临的考验已经远不只是这些。现代思潮在全球兴起，随之而来的新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让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如今写在下面的，就是我就现代思想环境下的我的历史学观而作的一份答卷，它并不涉及过多的论证，只是我个人感情的一点倾诉。
一、关于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的存废无疑是现代历史学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实际上，在一切学术的范围内，客观真理的存在（或者说可以被认知）已经备受质疑。在哲学界，语言学的转向大大活跃了人的思维，而语言作为认识工具所存在的重大缺陷毫无疑问制约了人的认识能力；真理于是备受指责，符合论、融贯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等继而兴起，而过去人们真理观的基石——譬如科学、理性与逻各斯都先后失去原本的光辉，真理的不确定性和时效性成为公众认可的事实。
那么历史真相又如何呢？在这样的时代里，历史学从来不乏打着后现代旗号的虚无主义攻击。我的同学也会说：你做的历史都是人写的，你怎么知道里面有真相？对于这样的疑问，我的回答是：历史的真相是有的，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予以认识，只能通过各种手段进行逼近，获取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就如时下流行的真理观一样：完全客观的“真理”其实是一个超验的恒真命题，它的超验使它变得不可企及，而我们惟有列出一系列难以证伪的假说，并不断列出、证伪，以求接近超验真理。这种假说也就成为当前历史条件下近似的真理，或者说，在它被证伪前发挥着真理的作用——微观历史学所求的目标，也正不过如此。
除此以外，历史真相与超验真理相比还有一个优势，也即它实际也是经验的。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知道时间不可逆流，对于每一个历史时间，我们只能选择一种可能的场景；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我们之前的人类也一定如此（这从他们的感慨时光的文艺作品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则历史真相的可以亲近，比起客观真理来说，恐怕要好得多了！
二、关于历史学的目的
从前的中国人很讲究经世致用。这学期的课程中，陈勇教授在系统地阐述章学诚《文史通义》思想时，也再三强调：历史是要有用的。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历史学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过分强调历史学的功能价值是有风险的。早在数十年前，钱穆就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批评革新派的史家“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他的另一部小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有这样的论述：“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如其所言，急功近利是历史研究的大忌而持功利心治史的人即便能利用材料，也往往并不充分，甚至失之偏颇。我以为即便没有成果，也绝不能在选择材料时有目的地取舍；而功利心往往要我们夸大有利的、无视不利的，从而做出《新学伪经考》这样的学问来，遗害学术。
第二，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近代另一位极具盛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就认为，历史情景多有不同，传统的镜鉴方法其实并不能对实践有所助益。笔者认为，史事是前车之鉴，这是没错的。然而要如何对待他的覆辙，却要细细地重新考量。两条路，他走了一条，覆了；于是我们走另一条，未必不覆；相反，走他覆过的那一条，又未必一定覆。凡事总要实际地考虑，“史事是前车之鉴”，但前车只是我们做事的一个“鉴”；对于现实问题，我们要“鉴”的远不止“前车”一个而已。“以史为鉴”，不是单纯地借鉴，而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历史学研究最终极的目标，还是求真务实；它的能够解决问题，只不过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可能产生的副产品；假使一开始就抱有功利主义的心态去读史料，那么做出伪史来，祸害大众，也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三、对于历史学前景的展望
那么基于以上的真理观和目的论，未来的历史学又该何去何从？借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吾心目中有一少年史学在”。
作为一个全能全面地汲取人类过去经验并指导人类未来实践的学科，历史学以前从未很好地完成它的使命；到了各学科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这个理想更加不可能由历史学者独立完成。太多的任务应该分配给其他的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来一同完成。与历史学相比，它们的功能性更为强大而专注，它们都可以是我们汲取人类过去经验的很好一环，能够从传统的历史学领域里接过一部分指导现实的重担。
从历史训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学，就可以扬长避短，去偏重对历史的现象与变迁情况的解释、分析、归纳和梳理；微观研究得出的素材，也可以与其他更具眼光的专门学科共同处理，不必自己勉强发挥；更紧要的任务也不是提出似是而非的历史规律，而是运用历史事实阻止政客或通俗作家们对“规律”的错误包装与滥用。我们还可以建立相互交叉的学科，让历史学一面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材料，一面用历史知识为它们归纳的原则作诠释或修正；这样一来，不仅仅历史学，其他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现代性质疑盛行的今天，也将获得蓬勃生机。
最后借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一句话以为结束：“此时此刻，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历史之死’的呼喊声固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找寻己身的映照。”我相信，抛却旧意识形态累赘的历史学，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再建又一次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