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圣经观变迁

我的接触《圣经》，早不在这几年。记得初中时候，给我上课的一个美术老师，就总给我们讲些《圣经》里的故事——凑巧，他讲的也是《创世纪》与《马太福音》为多——但那时我自然不晓得内里有什么讲究，只是毕竟添增了些许认识，聊胜于无。后来中学有一段时间，情绪极度低落，动辄要寻死觅活；又凑巧有一次，路过一家教堂，门口正散着传单，写：“信耶稣，得永生”。我于是进去听道，从此与基督结缘。更凑巧的是，后来订了情的女子，竟出身一个天主教家庭——巧之再三，结果时至今日，我虽然未曾领洗，却也早成半个基督徒了。

但我过去的信仰是极功利的。我本就是在困境中攀附的救主，因此它自然便成了我的“心灵鸡汤”。后来有志历史研究，思想益加理性，一度抛却经书，直到科学主义与理想走到尽头，才又重寻宗教庇护。有鉴于此，我的目光理所当然地投向了《新约》中的训语；对于教理，则丝毫没有兴致——牧师证道，谈的是此岸人生，我就趣味盎然；基要课程，讲的是三位一体，我就昏昏欲睡。现在想来，我大约从未可以算作正经的基督徒吧。因为我的皈依，只是汲取了基督教的处世哲学，并不真正将其列为一门宗教看待；我的没有领洗，也许便缘于此了。

但我到底还是半个基督徒；而在信仰遗失的年代，于此之道好奇者实多。于是每逢事故，就经常被朋友提问：“基督徒如何看待此类事情？”我总唯唯诺诺，而当被问及创世神迹的来由时，便真的哑口无言。其实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灵修历程中，我自己也无数次起疑——因为毕竟从小到大，我们受了一整套的近代教育，自诩理性，其实思维已经极度僵化：对于古代的、现代的诸种思潮，心下都不自觉地先存了一番鄙夷。我一度想要找出让科学主义信仰与有神论兼容的办法，但只有自讨苦吃。后来便不想了，因为横竖想不出，反正二重标准、区别对待，也就可以了。

大学以来，又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终于改变了我的圣经观。一是大量地看了鲁迅的小说和诗，思想开始冲破近代与现代的厚障；再则托“圣经基督教文明”一课之福，被迫地去看了《旧约》，及一些对于《旧约》的鉴赏，开始了解这段我从来并不知道的过去。

说句实话，从前我只知道《旧约》“全是神的启示与默示”，仿佛凭空出现，且一字一句都是神谕；那里面神迹众多，而过去我对于《旧约》里描写的神迹，都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那与我基本的认知底线相触，从而根本无法建构起新的知识体系。但冲破近代哲学的封闭体系之后，我对《旧约》的看法变得宽容了——好像读了钱穆的书，就不再斥唐虞为伪史一样，现在我也能够理解，怎样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评断《旧约》的得失。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理解错了一点——当然，我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故弄玄虚的牧师们——但我依然为我过去曾经将《旧约》当作一本纯粹的迷信书籍，而非古代文献而感到羞愧。现在想来，《旧约》完全可以被当作一部远古民族的史诗来理解——《吉尔伽美什》不也是这样的文法么？而史诗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们的“真伪性”绝不能依字面的内容来判决，而必须结合实际的文明发展境况来考订。如西亚地区诸文明的宗教与史诗中一些大致相类的情景与记述，怎能一句“天方夜谭”便抹煞了去呢？是以对教材中提及的“神话说”，我是“心有戚戚”的——尽管它原本基于《新约》的论断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旧约》而言，我认为这种“悠悠时空中众人相传、逐步定型”的自然形成说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旧约》的文献价值，远不止一部“宗教典籍”这么简单。

但假使还要我如同牧师所说的一般，把《圣经》全部当作神的话语来顶礼膜拜，而不假丝毫的分析就全盘接受，现在的我同样也已做不到了。两个世纪以来，教会的曲解与矫读早让《圣经》作为一个“版本”的权威性消失殆尽。事到如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圣经》也许的确体现了大部的神意，但它的写作与编辑，却毫无疑问是由许多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它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人的意志，使我们更加紧迫地要以历史主义及语言学的眼光来分析它的经过与始终。

时过境迁，当神秘主义已经褪色，宗教的世俗化大潮也未必真有那般不可接受。实际上，就如同宗教本土化的最终阶段“处境化”一般，在今天的世界里，宗教的现世意义毫无疑问比来世信仰更引人注目。这一点，就宛如我的最初倾心于基督一样：于一个对宗教懵懂抑观望的人看来，慕道者与信徒在心灵上的充实、在道德上的完满与在行为上的纯粹是最无暇美丽的。那么，我认为，福音的再传播，毫无疑问就应当走这条途径，而不再是反复地强调救赎、永生、末日与敌基督——所以，才有了先前我的赞成对《圣经》进行史料学及语言学研究。至于对《圣经》权威的考据、解析乃至怀疑是否会波及信仰的坚定，我想马丁·路德与牛顿都已经各自给出他们的答卷——为了贴近上帝的灵而行进的研究，永远不会是亵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