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史大纲》引论说起——略论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目的

九月初刚入学的时候，我正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那时也曾信心满满地想要写一部完整的读书笔记，以“藉此进步，进而成为我历史研究的起点”，但终于未能如愿。现在想来，阻力实在是不少的：一方面自然缘起学业的繁重，但更重要的却是另一面——说来非常惭愧，但我的历史知识毕竟只为一种空中之楼阁。倘按钱穆的说法，“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则我了解世界古代史的据点，终究在镰仓室町；了解近代史的据点，亦离不开法国革命——到最后，本国历史反倒成自己知识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近乎“数典忘祖”。在这样的背景下，要通读高度凝练的《中国大历史》实属不易。于是我环顾左右，正看见书架上放着《国史大纲》，彼购来已经三岁有余，却始终不曾用心细读。心里就想：现在既知道该看国史，黄氏所著又晦涩难解，不如便从传统的通史开始阅览吧！结果，《国史大纲》的书页终于在我的手上，一停就是两个多月，不曾离开。

在我自己尝试读史的过程中，有一点始终不曾变化，即不论何时，我对历史学理论的兴趣总大大超过同一学科平面上的其他事物。所以这两个月来，我几乎只反复看《国史大纲》的引论——但即便如此，已经收获良多。毫无疑问，钱穆的史学思想是独树一帜的——这在引论中的任何一处都足以体现出来；为“招故国魂”，他竭力挖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理性，验证中国传统文化立足现在的可能性，实可谓煞费苦心。这些内容，以往研究钱穆的学者已总结得很多——陈勇老师在著述中称它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很显贴切，我就不再多言赘述；因为比起他的治史法门，实在还有更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钱穆如何看待治史的目的。

一篇《国史大纲》引论，其实全是钱穆治史的目的论。首先就没有人能够绕开《国史大纲》引论前的四句话来谈阅读本国历史的重要性——其后，他又通过与传统派论战、与革新派论战、与科学派论战，使他的治史目的更为凸显与清晰。在引论里，我们可以看见钱穆从史学之演进、历史的个性、中国政治、社会、学术史的变迁、中西历史进程、立国精神的对比、中国落后与晚清危局形成的原因、探寻历史实像的要点及中华文化的前途等诸多方面作了普遍的概论——这许多东西无不透出他的治史目的观来，而都与我固有的历史思想冲突，教我不得不好奇，钱穆对治史目的看法究竟为何？

乍看起来，钱穆好像是反对治史有明确之目的的。他对革新派史学的批评中首先透出来这一点——他痛批彼等“急于求智识，怠于问材料”，“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说他们治史动机不纯，惟独“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这一说有他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表》为证，则康有为的伪史已被钱穆正面击破，毫无辩驳余地。对于“革新派”史学过于功利的问题，他在《中国学术通义》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这样概括：“又在写史者之心中，因先已认定了某一事之起迄，及其前因后果，心中先存下了此一事之一图案，于是在叙述时，一切取舍详略，也易于遵照此图案来定标准。此等历史叙述，骤看像既扼要，又明晰，其实是写史者之主观成分反掩盖了当时历史的真过程”，“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这样说来，仿佛只要携了既有的目的去治史，就一定容易失误的；我不禁想起顾准的一句名言，云：“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标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现在我把它改一改，说成“历史家最初都是忠于史实者，可是如果历史家树立了治史终极目标，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标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治史目标而牺牲历史事实，曲解材料”，好像也正是这样嘛！

可是钱穆本人对于这一点其实十分矛盾。同样在他的著作中，又可见这样的说法：“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倘从这些来看，则钱穆又不啻为“第二类革新派”，他的做法不仅有悖于他所提出的“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的史德，也仿佛易于陷入“革新派”治史一类的怪圈——他的“中国政治非专制论”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这个特征。我始终觉得，钱穆对中国政治的论证始终太过于重视制度层面——制度中的理性与人的实际理性毕竟是不同的，且他对于通过个人淫威攫取全部政权从而实现了“事实专制”之君主的态度，实在模棱两可。对此，陈勇老师在其著作《钱穆传》中说，要探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应尤其看重其“非专制论”提出的背景及其所针砭的学界病态——可尽管如此，那不又可能是一种为保种而“矫枉过正”的趋势吗？则钱穆到底也脱不去“第二类革新派”的嫌疑。

但我们仍然看见他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努力。他说“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绝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企图将治史目的分为“专业与公业”、“近利与远利”，从而“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以显示出他自己治史是为了“公业”和“远利”的。可是钱穆当局者迷，我们现在看康梁一党，又何尝不是为子孙后代计，为千秋功业计！真正要说钱穆胜于他们的，其实莫过于一点，那就是钱穆的治史，归根结蒂，是比革新党严谨的——这也符合他自己在《国史大纲》引言中所谓“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这样说来，“历史目的”本身又是何其虚无啊——无论是康有为所作的假历史，还是钱穆所作的真历史，他们各自的“历史目的”都不能起到为其增色之效果，反倒促人去疑心他们的主观色彩，从而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既如此，则为科学计，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这一作为个人学术驱动力的“治史目的”呢？其实对此我相当迷茫——乍一看，仿佛是应该有的，但仔细审视，宛如又不能有。但若是一定要在两者中选取一个，我更倾向于后者，可仍旧不能完全摆脱前者的束缚。朋友圈中常有关于史学理论的讨论，有一回，泰房提出疑问：“史家的最终任务是在评论过去的同时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训示现在，抑或仅仅满足于尽最大的可能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我思之再三，觉得“评论、训示”当然还是历史学的首要价值，却不能通过直接的追求来得到，否则就容易得出失当的结论。一切的，归根结蒂，还是要在不断的看中想出来，不能文本未动，课题先行。这即是说，“治史目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前导固然是不错的，但万不能纵容其贯穿始终；否则大家治学，你也只用有利材料，我也只用有利材料，学术也就不复存在了。钱穆说：“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话实在是非常正确的，它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即“治史目的”可以产生于治史的过程，而历史的“训诫”亦只能为历史事实的从属而存在。然而这一点对他自己的治学方式却也近似于构成了一种攻击。是以虽然钱穆的论证结果非常诱人，却终归无法说服我——也许还因为我对过于纯粹的理想抱了本能的警惕——因为再把顾准的那句话改成“理想家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可是如果理想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理想，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理想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理想而牺牲理想主义，不择手段”，其实也是通的。罗伯斯庇尔、希特勒、斯大林，乃至于本·拉登，他们何其不是理想家？可是像拉法耶特侯爵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理想家，惟理想越大，其发生偏转时对人类的危害也越大。但我仍然愿意相信钱穆，不为他是什么“高洁的理想主义者”——治史也实在无须什么“理想主义”的——只为他早年也做过古史辨的工作，并非直接接收的旧有“历史目的”，而是自己选择了去继承士大夫的道统，不作破坏，而亲自维护过往的文化和传统。说到底，他还是“历史目的”的主人，而不好像“革新派”或者“唯物主义派”那样，作了主义的奴婢，从而更加颜色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