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的历史学

思之再三，我还是决定做历史学；然而要做什么样的历史学，却还在一片迷雾之中。恰逢今天有一点思考，正好记下来，以为将来的一份参考。

一、非理性-结构的历史学

我不做一种基于理性-结构的历史学。基于理性-结构的历史观念认为，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只起微小的作用，它们作为历史的“表面形式”，包含了大量引人注目的细节与事实，但这些远非现实和历史的研究对象的全部，也不能显著地对结构的变迁——譬如“资本主义的到来”——产生影响和制约。可时至今日，它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是：我们活在历史的形式而非本质中。重要的不是哪个结构的到来，而是在这到来中人要怎样过活。对个人而言，超过其一生的时间并无实际意义，这也是人生的功利得以实现的前提。

我关注的恰恰是这种人生，因此结构的变迁对我来说只有在人的生活形态的这一面才产生价值。这也就是说，不是外在于历史形式的理性-结构主导了历史的意义，而是理性-结构只能在历史形式中产生其意义。那么抛开形式去寻求外在的结构无异于舍本求末，势必要事倍功半的。

二、基于文本-语言的史料学

后现代主义把史料-史实的混合物还原成文本和语言本身，这种转向对史料学是一个挑战，但也不失为一次机遇。实际上，文本无论其年代、真伪，只要它创作于今天之前的某个时期，它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历史的”语言，在这种语言背后必定有一种支架它的观念。这个观念蕴含在文本中，而且是不朽的，是最真实的历史。发掘这种历史语言背后的观念，可以成为现代学术环境下的历史研究的一根底线，也是其最大的亮点。

三、人的感性的历史

历史学讲究吸取经验，但过去的历史过于强调理智了。无论描述也好、分析也好，都必须用理性的方式来组织和阅读，这就影响了经验的纯洁性和刺激性。我希望重建一种基于人的感性的历史叙事，它包括但不限于：不同时代的人怎样在世界上艰苦地过活？他们怎样处理人-人关系和公民-政府关系？他们用怎样的心态面对道德，实现自我，又怎样感受生命的冲动？最终，不同时代的人如何面对死亡？

这种叙事希望实现的效果是，让观看历史的人不必通过理智狭长的管道，就能体会不同时代人的挣扎和痛苦，看见他们别样的人生问题，并且加深对自己的反思。一个人的人生太短、误会太多，人只有通过感受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的生命直观，才有可能更真切地把握自己，把握人生，把握人类在历史形式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