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价值哲学的遗憾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公选通识课“现代西方价值思潮”的作业。
尼采价值哲学中最紧要的、或者说最基础的部分，就在于他对两种价值系统的褒贬和取舍。正如他自己所说：“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1]在《论道德的谱系》的第一章里，尼采花了大精力来做这一点，而他的结论也非常地旗帜鲜明：在他看来，“好与坏”（即主人的价值）和“善与恶”（即奴隶的价值），两者作为价值的价值是高下立判的。他们都是从生命本质来的（即权力意志），但前者是一种积极的释放，后者却是一种畸变的结果，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2]；而它带来的所谓满足，不过是人的野蛮本能“转而反对人自己”[3]。因此，在肯定权力意志的前提下，肯定前者似乎成了价值哲学上显而易见的选择。
然而，尼采的立论也有其遗憾。他是以语源学为起点开始考察的——通过对德文、拉丁文、希腊文的回溯，结合不同的历史情境来还原他理想中人类的价值标准。但这也意味着，尼采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明的起跑线上来反思的，或者说，尽管尼采一再强调人内在的野蛮本性，他的反思却包含了几乎是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把人放在优越的支配者的地位来思考，而不是作为一种为种群存续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灭绝的阴影中的自然的竞争者来思考。
尼采虽然身为非理性主义的先驱，但生活在人类乐观和理智的巅峰时代的他，无疑还是深受后者的影响。他价值哲学的全部遗憾都来源于此——他讴歌自己理想中丰满强悍的人类，却忽视了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员，还从来没有彻底逃脱毁灭的命运，一直都停留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凸显了这一点）。因此，权力意志（假设这一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是被尼采片面地发展了：他过于重视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扯开了一道鸿沟”[4]，结果把人的形式设想得过于完美了——“人”在他那里变成一种过分地高尚和富有创造力的生命，而“虫”性却被他诗意地推卸给了少数几个民族和阶级。他以为人是凭其“精神的高深”和“凶恶”[5]保持其对于动物的优越的；然而另一种可能是，人的支配地位实际是依靠其超越蜜蜂和蚂蚁的组织性来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下，人为了维持其地位还将在自然界中搏斗并长期搏斗下去，那么权力意志的发泄对象就首先是外在于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而不是人类本身。
但尽管如此，尼采仍然是我喜欢的哲学家。同样如他所言，他要“以一种积极的精神，用更可能的假设代替不可能的假设，有时乃至用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6]。在他大胆追问道德的价值，“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7]的过程中，尼采以其犀利的洞见排除了人类反思自我价值之路上众多芜杂的障碍，为人类今后突破乐观主义理性论的桎梏，重新反思一切价值之价值铺平了道路。我想，这正是尼采的价值哲学最终的价值所在了。
[1]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7页。
[2]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9页。
[3]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3页。
[4]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7页。
[5]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7页。
[6]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页。
[7]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