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孟子和他的求放心

孟子思想里有一个很紧要的提法，叫作“求放心”；那是孟子精神世界里的核心，也是孟子哲学体系的重心，更是孟子一生孜孜以求、身体力行的唯一一件事情。我想，要理解孟子其人其书，首先要弄明白“求放心”，及其背后的意义。

“求放心”这三个字的意思当然没有我们字面看来的这么简单。现在的“放心”，是指心绪安定，但在孟子的时代并非如此。我们不妨看看《告子上》中的原文：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义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悯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可以看到，这里的“放心”如果照现在的意思解，那就成了做学问没有别的，就是要让自己心绪安定下来。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算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就不是孟子了。更何况前半句中还有放鸡犬，总不能是让鸡犬也安定下来的意思吧？

实际上，这里的“放”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中“失落”的意思。放心，就是失落在外面的心。孟子作为诸子散文的代表，其一大特点是易读，与佶屈聱牙的《尚书》全然不同。这一段，只要理解了“放”的含义，其他部分的意义也都能顺水推舟地知道了。因此赵岐作《注》时，只蜻蜓点水地说了两句[1]，现在市面上的种种翻译，训诂也几乎是一致的。譬如下面引用的三个版本：

“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了那条正路而不走，丧失了那善良之心而不去找，可悲得很啊！一个人，有鸡和狗走失了，便晓得去寻找，有善良之心丧失了，却不晓得去寻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善良之心找回来罢了。’”（杨伯峻）

“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舍弃了路不去走，丢失了心不知道去找，可悲啊！人们有鸡狗丢失就知道去找。丢失了心却不知道去找。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找回丢失的心罢了。’”（金良年）

“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义，就是人的大路。抛弃大路而不行走，丢失本心而不寻求，真是可怜啊！有人鸡犬丢失了，倒晓得去寻找，但丢失了本心，却不晓得找寻回来。研究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要把丢失的心找寻回来就是了。’”（史次耘）

然而到这里，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尽管大体没有区别，对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句的解释，却是有差异的。其中杨和金大抵是一个意思，认为学问之道等于找回丢失的心，在这里，“求放心”既是做学问的目的，也是做学问的过程，和做学问本身是等价的；而史次耘的解释不同，他把“求放心”当作是研究学问的“道理”，那就成了一种方法、一种前提，而这种前提是为更好地做学问服务的——在这里，“求放心”被降级了。

他们的争议难道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当然不是。这两种争议，历史上古已有之，尤其是朱熹和毛奇龄这一对冤家，在这句话的解释上更是针锋相对。我们知道，清代经学界有所谓的汉、宋学之争。其中宋学，指的就是宋代以来朱熹传下的一支，在后代科举考试中尊为教材的，其中代表就是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毛奇龄却是汉学的先驱者，他从汉注的训诂入手，绕开朱熹解读经文，最终写成专门纠朱熹错误的《四书改错》，开一代风气之先。前此所说的争议，在这两部书中就很明显了。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如是写道：

“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言，程子又发明之，曲尽其指，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在这里，他扩大孟子“学问”的范围，把“学问之道无他”改成“学问之事，固非一端”，从而使“求放心”成为学术大厦中的一层，而求得放心之后，还须“下学上达”、“有所发明”，这引起了毛奇龄的不满。于是后者在他的《四书改错》中直截了当地抨击朱熹歪曲先贤真意：

“据此，则求放心但为学问而设，其曰‘义理昭著’，谓必存心则学问义理始昭著也。曰‘有所发明’，必存心始学问可发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而注者抄变其词，谓必著义理；孟子一生只存心养性，而注者抄变其词，谓必发明学问，是背驰也。此不过因改《大学》‘格物’为穷致物理，以‘学问’加之‘正心诚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尽心知性，俱颠倒抄变，名为补救，而实所以曲护已意。”

那么到底“求放心”在学问中的地位怎样呢？要弄清这个疑问，我们不妨先放下争端，去搞明白两个问题：什么是“心”？ “心”又是怎么“放”出去的？理解了这两点之后，再来探究“求放心”的意义不迟。

首先是“心”。如果熟悉孟子的学说，一定能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心”，就是人的“本心”。结合孟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性善论”讲，这个“本心”就是人生来具有的“善心”。此“心”曾以不同面貌在《孟子》章句中反复出现，如“此之谓失其本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等等，但含义大约一致，都是指孟子眼中初生的婴儿应具有的善良本性。它又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体现了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发端，是为“四端”。

然而在现实中，邪恶无处不在，岂不与“性善”相违背吗？针对这个问题，孟子又提出了他的观点，解释了“心”是怎么被“放”出去的：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一段很长。大意是说：山上的树木很茂盛，水草很丰美，但天天被人砍、牛羊吃，就光秃秃了。别人过来，看见这山光秃秃，以为从来就没有植物在这里，其实是不对的。这跟人心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因为看到恶人，就否认善心的一度存在。实际上，人每天都在发出善的“气”，但经过一整天的挥霍，往往又没有了，结果这样一天天形成一个循环，在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所以人有善端，还需要后天呵护、培养，才能真正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到此为止，我们就弄明白了“求放心”的基本意思。这个“心”，其实就是先天的道德，但人在后天的行为中把它失去了；“求放心”，就是要通过修养，把先天的道德找回来。那么在此基础上，朱熹和毛奇龄的说法，毕竟谁的更正确呢？在我看来，毛奇龄的观点更接近孟子的原意。先秦的儒家思想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其中“内圣”又是重心。在《论语》和《孟子》中所谈到的无非个人修养与治国之术，但是这两部书所载的治国方法，无一不是人内在道德的修养延伸。因此可以说，先秦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学问（也即“先王之道”）就是道德本身。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更从侧面体现出，在先秦儒学者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其实都不外于道德。现在再回过头看毛奇龄的话，其中道理就能体现出来了。毛说“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孟子一生只存心养性”，是符合先秦儒家学者的追求的。朱熹自己扩大了学术的范围——他把《大学》里的“格物”解释为“穷致物理”，要去研究事物的规律，自然就不能再把“求放心”当成学问的全部，那么他的曲解原意，也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了。

考证到此结束，一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我的脑海里却又升起另一个问题：孟子的“求放心”，我们今人要怎样看待呢？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孟子的命题，就不难发现，孟子提出的“求放心”和他的整个体系本身，都是一套先验论的哲学。

从他与告子的诡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知：孟子的“人性本善”，其实是他设定的先天条件，当时既无法证明，又无法简单地反驳，因此才能技压群雄。他的整个知识论也是先验的。孟子将知识等同于道德，又提出道德的根基在于人的“本心”；他还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认为后天习得的都不是最好的东西。那么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心”，所以要“求放心”，追回失去的赤子的道德。其结果自然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学习成了对内的行为；而人世间也有了最高程度的“善”，那就是“放心”中的道德，它作为道德的发端出现，又作为道德的终点重生。人的“本心”成为道德评判的尺度，发展到极致，就成为了“至善”。

这不由地让我想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作为另一位坚持先验论的哲人，他的思想确与孟子有几分相像。只不过在他那里，“至善”变成了“至真”，“求放心”变成了“回忆”，从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先验的知识论——所有的知识和范畴都已经存在于我们灵魂的记忆中，我们只要通过解放肉体，刺激灵魂进行“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全部的真理。

可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到底存不存在呢？从现在的教育学观点来看，人的道德认知主要是在后天的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孟子在论证性善论的时候，曾经提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可是他毕竟没有用这句话去问赤子。实际上，赤子没有赤子之心——人生下来终归是一张白纸，倘放一个婴儿在井边，见人掉下去了，怕是该玩仍然玩，该闹仍然闹，他的恻隐之心在哪里？

我想，真正可能有“赤子之心”的，反倒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受的道德教育，从小学至于现在，已经基本到头；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最理想主义的美德和气概，我们全都知道了，而暂时又还没有迫在眉睫的生活要我们折腰。这个时候的人，才是真正最天真、可爱、高风亮节的人。假使往后少许，恐怕就不免受烟瘴的呛咳；向前一些，又还未臻成熟，带着孩子特有的自私、刻薄和残忍。至于刚生下来的婴儿，与其说什么善、恶，毋宁说它拥有的只是自然和生命的本能。另一位西方哲学家尼采曾经说：“生命本质上就是掠夺、伤害，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压制、严酷，把自己的倾向强加于人，吞并和剥削。”这话是我喜欢的，而它其实又无关善恶。因为世界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生活抢夺其他人的资源，一个物种为了繁衍生息侵占另一个物种的生存空间，这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谁都无法摆脱。

而在孟子和柏拉图这些哲人的思想中，我看到了古人淳朴的乐观主义。他们眼中映着至真和至善，可是这两个完美的东西在我们的世界里是否真的存在呢？也许是不存在的吧。恐怕21世纪的任何一位科学哲学家，都不会说世界的哪一个地方还有绝对确定的真理，更不用提它是不是在我们的灵魂中。而孟子的道德哲学其实也一样，数千年的经验让我们清楚：在人类社会中绝对没有一条平坦的道德标准——人岂那么容易被概括为好、坏呢？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东西既不真也不假，多数人既不好也不坏，甚至连“好”、“坏”这两个标准都是不存在的。与两位哲学家思想中的纯洁相比，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浑浊的，彼此交融，又相互混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做一个学人，负担就更加沉重：因为我们必须清醒、警惕，而无法求助于已经设定好了的绝对标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探索并创造出人类新的未来。

------------

[1]不行仁义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悯哉。人知求鸡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学问所以求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