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辩护——从一个汉字的变化说起

建国以后，旧的正体汉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简化后的新体汉字，亦即如今我们所谓之简体字。简繁之争从未止息，已不需我再评说——旧体汉字固有其优良传统，新体汉字于教育普及所作之贡献，亦不容人抹煞。故今日于此，我只想言及一些具体之事。

简体字之简化方法有多种，但主要不出于省略、变形、新设三类。最近研究部分旧字之字形，颇感趣味——而趣味最深的，无疑为“新设”之种种。譬如这一字“护”。旧体的“护”写作“護”，形从言，声从蒦。同形的“獲”在《简化字总表》中作“获”，按理说“護”本也可以依样画葫芦。但出于某种考虑却终于没有如此，而是另造了一形声字，便有了今日我们众人皆识之“护”字。这自然有古今异音之问题存在，于今韵中，“蒦”读作“hùo”，以之为读作“hù”之“護”字的声旁，已不够科学。但既然如此，缘何不用“讠户”字？归根结底，形旁之变化，其必然意味着形声字涵义之变化；即使词典中之释义依然如昔，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其字之变化，正预示着我们在行“护”之过程中，所倚的再不是“言”，而是“手”。

一个汉字的变化，是上层建筑的变化。犹记得当年春帆楼，李少荃一句“讲和即当彼此相让，尔办事太狠”之无奈。面对谈判席上的侵略者，清国最优秀的外交家竟毫无筹码可倚，只能试图以言语来打动敌人。然实际又如何？若非其以身试弹，赔款尚不知几何，割地又不知几多。而清末之儒臣，只晓得上书云“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徒空谈而误实也。民国以后，巴黎和会、《九国公约》，人道是“弱国无外交”，其所言实在不差；我们可以看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能够支撑言辞的惟有力量。因其既然是一公平之制度，则永不可能“平均”，否则“公平”即无从谈起；而作为公平之基础的财产私有与按劳分配之制度，便是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力量差异之形式。至于作为如今共和国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从空想到现实，演变又在于何者？盖空想社会主义家图以言语打动人，而马恩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根本在于暴力。秋收起义甫开展时，便抛出“暴力实行土地革命”、“暴力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力胜利万岁”之口号；近代中国意识形态之改变，可见于此。

而政治、经济制度之改变，也必造成思想文化之改变。是以一个汉字的变化，还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民国以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只凭言语与心意根本无法守护自己所珍视的东西。清的李少荃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他主持洋务运动，明白实业自强之道；但另一方面，在谈判中，他依然寄希望于言辞的作用。先孔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今观近世清人之行，则不免有“巧语花言，少乎力”之叹。孙逸仙，中国国父，只凭三寸不烂之舌酿成革命，终于还是屡遭挫折，乃意识到自身之无力，而知南北军阀悉为一丘之貉。再看共和国之现状，台海二炮既出，即便无赖如扁，亦不敢轻举妄为。这一价值观念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渗入国民之心，计划经济时代其在意识形态的末端受到某种程度上之限制，学潮后终于又爆发开来；今之中国，物欲横流，经济建设挑头，人文学术陷入穷途末路，我们所处的社会亦已是尔虞我诈。那些原本能用言语诠释的东西，也早纠结在一起，除却亲手去扯，再也解不开了。

一位友人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这险恶的时代浪潮里，有时不得不拿出点庸俗和野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但其真正之愿望，乃是“永远呵护着那份稚嫩而坚强的真和善，即使被时代的浪潮摧残得鸡零狗碎，那也要‘片片都是忠诚’”。而我则更加认为，欲在心底保有纯真，必以虚伪将其掩盖；欲使言语发挥作用，便不能再倚靠言语，必以行动贯穿其中，作到“言表手里”。为守护我等生命中最为重要之物，我们将不得不认识到，空泛之言语应被舍弃，替之以更多之实际行动。前此我所谓为历史学所作之辩“護”，实际上亦是无力的；我真正能做且应做的，便是“做”而已。惟有合上口，拿出手来，方可期待梦想中的改变。

于是反转掌心，面向眼睛。你可看见隐在其中，原本寄托在言语里的执念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