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随想：谋求和平的策略与尺度

按：本文为2014学年春季学期“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课的作业。

老实说要写上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课的感想，起初还真不知如何下笔。因为我偏好从世界性的国际关系角度来思考，但十周的课程转眼过去，本以为会讲一些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实践的历史，不想实际听到的内容，关于边疆和民族关系话题的还多一些。然而也不能说是期待落空，毕竟收获了过去未曾了解的知识，也是意外之喜——而且在我看，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两者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是一致的。

然则何出此言？我是这样想的：在今天，和平是多数人的愿望，也是关乎他们福祉的头等要事；因此，怎样谋求和平共处就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人类能不能寻找到一个建立长久、稳定、不会被轻易打破的和平态势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一点应成为现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核心——而处理民族关系，其实也需要这样的考虑。在这种前提下，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摘取最大限度的和平果实，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最期待国际关系学说能给我以解答的问题。

无独有偶，这学期我还上了思政必修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并选修了张智慧老师的“日本近代史”课程。这两门课程都不同程度地与国际关系史及其理论相关，并且也涉及了谋求和平共处的问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课题我选择了日本右倾化问题研究）；下面谨结合这三门学科学习的收获，以日本近代的发展和现代国际格局为切入点，谈谈自己对国际关系的一点思考，或者说原本最希望在这门课上老师能为我解惑的内容。

一、谋求国际和平的两条道路

据我所知，谋求国际和平，或者说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即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被有效规范的或不能被有效规范的，由此派生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两大派别，就是现实主义（或者说马基雅维利路线）和理想主义（格老秀斯路线）。其中，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者，并且是为自身利益行动的理性行为者；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自身安全与存续，因此权力，特別是武力成为国家安全最好的保障。而理想主义则针锋相对，强调一个公正的国际法体系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人的本性并不喜好战争，战争不过是偏见和误会使然；主权国家间的根本利益、尤其在追求和平这一点上是和谐的；为此，只要实现内政外交上的透明，建立解决分歧的机制，就能消除战争的起因；此外，国家主权也不应是无限的，和平不可能通过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大国均势来确保，而必须要以超国家的体系来确保。

在以上两条路线的取舍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或者说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偏向现实主义，而本课程的叙事（包括国际部分和国内民族关系部分），以我的理解，都偏向后者，即理想主义。因此我想，平时让老师愤愤不平的某些外交上的“荒唐之举”，实际上是一个坚持贯彻马基雅维利路线的政府和一个信奉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学者之间的意见冲突；在这一基础上，前者只会认为后者迂腐、脱离实际，而后者必定认为前者目光短浅，实际在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下，我相信，单单加强自身的论述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只有深入对方的论述体系，进行内部逻辑的演绎和批判，才是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可能办法。

二、近代日本国家安全思想的改变

政治哲学并非我擅长的领域，因而也不敢在理论上多停留；所幸它是一门实践的学科，那么实践就产生种种成功与失败，通过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纵观历史长河，要考察国际关系、和平与国家之间的外交，不会有比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更合适的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国家之间的争斗、民族偏见和外交上的不信任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争灾难。而日本更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争斗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典型。

在“日本近代史”课程中遇到的几个细节让我动容：首先是NHK纪录片《转动历史的时刻：岩仓使节团世界一周之旅》中提到，在岩仓使节团抵达美国之初，由于受到美国人的热情接待，使他们竟产生一种只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不定就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错觉。但事情实际没有这么简单，在他们滞留美国的几个月里，遭遇的是滴水不漏的谈判对手，于是只有断念离去。之后岩仓使节团辗转来到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则这样向他们介绍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俾斯麦认为，大国只会在有利时使用国际法，而一旦发现形势不妙，就会转而使用武力；正因此，小国也必须依靠武力，只有各个国家集团拥有对等的力量，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实现公平的国际格局。

这个描述不禁让我想起林则徐的《谕英国国王书》，其中多有“天理不容”等句；由此可见，东方民族的国际关系思想最初是他们家庭和政治伦理的延伸，亦即道德理想主义的。然而近代日本在外交受挫后，却迅速走向了他的反面，变成了极端的现实主义国家，联想它之后腾飞与坠毁，让人不胜唏嘘。

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积极和平”。明治时代中后期的两大政治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日本国家安全问题上都发表过看法。概而言之，大约是两点：第一，在弱肉强食时代的和平，必须以强有力的武装为前提；第二，日本的和平与主权不能依靠防守本土来实现，而要积极扩大国家的势力范围（在地图上划出“利益线”），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全。

在NHK纪录片《伊藤博文与安重根》中，着重渲染了两种和平思想的冲突：在伊藤博文看来，东亚地区的和平要靠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来保障；而安重根则认为，只有在东亚诸国的充分谅解与自主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后来后者刺杀了前者，而日本全国日益被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平心而论，日本人的外交思想其实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秘密外交造成了国家之间极端的不信任；这一点即便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也没有改善。但是，日本外交在现实主义的残酷性方面比酝酿了这样的世界局势和外交思想的西方列强走得更远，这种畸形的国家安全思想也最终使日本自食其果。

时过境迁，19、20世纪“铁与血”的情形在今天已经得到一些改善，但这样的思想还未确实地走远。张智慧老师在“日本近代史”课上说，以《坂上之云》为代表的历史文学作品，体现了今天日本人的一种历史观，即所谓“光辉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的价值判断。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确实的，因为昭和时代的黑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明治“光辉”下暗藏的负面遗产。然而，这种“伟大复兴”式的叙事和对过去积极向上的历史的憧憬，却有可能在某个角落潜在地改变今天日本人的和平观念。

三、“宪法九条”与今天日本“右倾化”的和平观念

如果说，伊藤与山县的观点的极端化象征着近现代日本历史上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极致，那“宪法九条”就是对它的另一个极端化的反动。“第九条”是这样写的：“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以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为目标的日本“九条会”的声明中，和平人士认为：应当以宪法第九条为基础，“发展和亚洲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改变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加入到世界潮流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尊重对方国家立场的前提下，发展和平外交，建立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的表述。

然而，如果说，“九条”的被接受是日本社会思想中理想主义的复兴，那么，今天的右倾化就是在现实政治的主导下，这种理想主义的又一次退潮。我想，明治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能重见天日，是因为明治时代面临的问题，或者说，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横行生长的土壤，到今天仍没有解决。在今天，朝鲜、中国对日本的武力威慑日益凸显，而与美国之间的同盟也是一波三折。整个国际社会处于一种貌似理想主义，实则现实主义的态势中；国际秩序与问题解决机制看似建立了，然而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却是大国强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

实际上，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国家，也都经历了从“世界革命”到国家、民族主义外交的这种“右倾化”的过程。我想，这种选择，与人类文明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国家争霸白热化格局是分不开的。因此，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选择，只要这种白热化的争斗和强权政治不能得到缓解，那么抱残守缺，无限转向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行动模式就还有生长的土壤。

四、展望

我想，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变迁与遭遇，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即：现实是一个比现实主义更现实的问题，而理想需要比理想主义更理想的逻辑。空谈理想当然不可行，然而固守所谓现实主义的道路，一味捞取实利，到最后同样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实际上，国际关系在实践中也发展出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同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但认为非国家的参与者和国际组织也必须被纳入其中；还有学者从博弈论出发，认为国家不只会考虑相对利益，也会考虑绝对利益，因此国家之间除竞争之外，也存在互利合作的情形。

对于世界和平的理想，我是极悲观的；但对于谋求和平的实践，我却相对乐观。“第九条”的失败当然是可悲的，它显示出，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像日本这样拥有重要地缘价值的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中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虽则战争在世界各处仍然普遍存在，但在地球的大多数地方，战争在价值领域内的评价已经跌到谷底，这就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谋求和平的胜利，也是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策略和尺度。而对于现在奉行现实主义的道路的中国政府而言，更需时时留心这一点，以期不走上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