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自由的夹隙（上）
序
在时代的大潮中，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貌似平静的水面，实际上暗藏杀机；只要稍有些不安的因素出现——也许是一场暴雨、一次地震，甚至于一根过分昂贵的面包，都足以掀起滔天的洪水。
一七八七年的法兰西王国便是如此。在那之前的是路易十六长期宽容但毫无建树的统治；而仅仅两年之后，追求进步的人民就迸发出令全欧洲都为之胆颤的声音。怒涛把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宠儿推向了变革的风口浪尖。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最初的时间里确实成功地驾驭了波浪；他们把大海当作驰骋的舞台，把激流化成前进的助力。藉着浪花的推送，这批幸运儿们——自然也是有着卓越见识的革命先驱——他们在第一次的革命中得以站在时代的最高处，傲然睨视着成功的彼岸。
但海洋终究是喜怒无常的；她的性格总是那么让人难以捉摸。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引领潮流，因为水无常形，潮流的喜好是飘忽不定的。就在最初的胜利者们还没有闲情庆祝的时候，革命的浪潮已经铺天盖地地从他们的身后卷来，并且愈来愈不可控制。
自然的力量正完全地释放出来！前此以往的平静到那一刻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低俗的讽刺。游行、起义，变革的呼声一浪接连一浪，一浪高于一浪；尽管彼此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还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客在这样的革命中胜出。曾经的偶像与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了，掀起潮流的人还没有时间沾沾自喜，就被潮流吞没了。时势创造的英雄，终要被时势消灭——大概这也是一种循环吧。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也有的人恍然惊醒，开始尝试用强权阻碍并企图逆转这股潮流，却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还有一部分人始终保持了过人的精力，紧随在潮流之后推波助澜，希望能够得到它的认同——可即使是他们也没有收获胜利，因为待到浪拍到岸上的那一刻，就把他们连同残破的法兰西一同撞得粉身碎骨了。
在不断涌现的革命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们，凝成这样的一股清流：他们坚毅、果敢、进步，更可贵的是能够始终保持冷静。这些人勇敢地站在两道巨浪之间，试图将他们分开以减轻其对陆地造成的破坏性打击。尽管他们很清楚法兰西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要怎样引水去灌溉田野，使潮汐仅仅冲刷旧世界的尘埃与罪恶，而不致于酿成海啸毁掉整个国家——但他们还是失败了，而且下场极其悲惨。前一道浪潮抛弃了他们，后一道则干脆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更教人感伤的是，他们所挚爱的公民丝毫没有同情的意思，而是欢庆了他们的死亡。
比公民更无情的还有历史学家的宣判。面对着君主立宪派——这是他们共同的名字——面对着他们的辛勤与付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只一句轻描淡写的“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便将这许多英灵全数丢在了风里；更有一些革命的历史学家，一味抓着他们的阶级性质与局限不放，尖刻地指出他们对宫廷有无休止的妥协性。但即便如此，我也始终觉得这样的一些人是绝对值得我们铭记的；就好像他们的伟大代表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勒一般，纵然他的政见与言行已被证明在推动历史前行方面确实力有未及，但拉法耶特的理想主义与实践精神依旧感动着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高尚者身上散发出的太阳般的光辉不单照亮我们的内心，也激励我们前进，教我们领悟他革命家皮囊之下的独特魅力——至少在这一刻，我们不应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过分苛责，而要从人性的角度，去欣赏他纯净的人格。
花都的愁云
一七九一年夏天，革命的首都巴黎又一次沸腾了。
两年前动荡的余波似乎还在侵扰着大地。法兰西到处都爆发着奇妙的光景——仿佛要把数百年来积聚在这泥土里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一般；大地吞吐着火焰，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呛得人几乎要窒息。贵族们热得脱掉了套裤袍衫[1]，民众们流下鲜红的汗水；一直平静地聆听着世事的塞纳河也似要“咕嘟”作响，吐出一串串的气泡来控诉这剧变的天空。
全国结盟节的周年纪念日[2]将近，巴黎的街上已提前显出节日的气氛来，市民们涌上街头，传唱着自由与解放的颂歌。在许多人眼中，当时的情形就止于此处；但必须强调的是，那不能够代表全部。除却反革命分子不说，就连一些老革命者的心里也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阴影——自从上个月国王出走案[3]爆发以来，革命的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计。
法兰西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吉尔伯特·德·莫蒂勒·拉法耶特[4]将军在官邸中注视着街边神采飞扬的演说家。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那位自由的公民正站在广场的一角，满怀热情地向民众解释着什么；在演讲的同时他还激动地挥舞双手，企图用最直观的方式抒发胸中满溢的情怀。大概是因为内容十分精彩，又或者很合人的心意，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并不时报以热烈的鼓掌。
人言触景生情，此时拉法耶特的心中自是百感交集。对于他而言，那曾经是多么令人向往的职业啊！就在短短两年之前，这些还是他最乐于见到的、也使他倍受鼓舞的场景。市民们效法古代的雄辩家，随时随地跃上桌子便成就一番激情的演说——宛如那已不是桌子，而是西塞罗[5]的讲台——他们援引古代希腊、罗马的盛衰故事，言辞里充满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抑孟德斯鸠的闪光，用自由和理性的思维武装公民的头脑，号召法兰西人为理想而斗争。当时还世袭侯爵的拉法耶特自己也亲历其中：一方面，他积极奔走于宫廷之上，竭力劝说国王接受更先进的改革；另一方面，他还在社会上利用自己的影响，广泛宣传人生平等与宗教自由。那些过往的岁月好像都还历历在目，每回想至此，这位从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的将军总能稍感一丝安慰。
但一切发展到今天，却也似变了质一般。公民们的理性变作了狂热，思维成全了煽动；从而只教人觉得苦涩了。一位同僚刚刚前来拜访过他，向他简要叙述了外面的情形：数个小时之前，哥德利埃俱乐部[6]又发出一次倡议，号召“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行动起来，从立宪派手中夺回失窃的革命果实并加紧审判国王路易十六[7]；市民们在塞纳河北岸游行——他们喊出口号，称国王为“叛徒路易”。之前稍微平息下去的局势又进一步混乱起来。共和派的间谍和密探混在人群里极尽煽动之能事，把原本就失去理性的公民更推入暴动的深渊——甚至就在当下，在拉法耶特的官邸前，共和派撰写的小册子也正如火如荼地传发着。有的演讲甚至直接以打倒国王为题，公然和行政机关对抗，实在令他们大伤脑筋。
朋友还给他带来了一份之前出版的《人民之友》报纸——其主编就是那个著名的让·保尔·马拉[8]。马拉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激进的反政府言论，让市政当局非常头疼。拉法耶特接过报纸浏览了几篇文章之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后他又在其中找到了一些专门针对自己的评论，指责他是“伪装的人民之友、“卖国贼”，宣称“自从拉法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后，他一心只想利用人民的权利和宫廷作交易”，言辞激烈，骂声不堪入耳。也许他本该有些愤怒的，可是现在却只能在心中叫苦不迭——人民已经不要听他说话，辩解只能在大众的心里留下更负面的印象；因而他毋宁不说，而是试图用行动赢回支持。
在他看来，共和派这么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些危险分子们自知在议会的辩论中将要逐渐落于下风；眼看废黜国王的良机就要失去，路易十六将获释并重新开始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共和派的领袖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也有着他们执着的理想，并且不甘于失败——他们曾经尝试阻止立法，但是没有成功；到最后，这些人就决定煽动群众，并利用其力量迫使议会屈服。现在，正因为清楚这些，拉法耶特才决定采取最大限度的忍让，而寄希望于议会能够通过合法的程序恢复国王应有的地位，从而使国家重归稳定。
在这位年轻的将军眼中，合法才是一切行动的前提。所以他厌恶那些满嘴煽动口号的激进分子，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暴力强加于人——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方式与专政主张让政见温和的拉法耶特感到恶心。但尽管如此，当有人向他建议禁止反政府集会并逮捕一批肇事者时，他还是断然拒绝了，理由是公民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也有人提议他查封共和派活动的革命俱乐部，恰似今年年初市政当局查封王政俱乐部[9]一样。对此，他也不予认同，说二者不可以相提并论。拉法耶特明确地表示，王政俱乐部被取缔的主要原因是其经常引发市民骚动和流血冲突，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固然王政本身是不可取的，但持有这种政见的人却必须得到宽容，否则那部分人的天赋权利就要受到侵犯；就好像贵族特权必然要永久取消，但若不通过合法程序来实现就毫无意义。更何况一个有责任感的军人，不可能如此随意地干预行政。
“不合法就毫无意义……”想到此处，拉法耶特已实在有些累了。他默默站起身来，拉上了靠街的帘子，又悄无声息地坐下去，不忍再看街上的情景。巴黎的上空好像已遍布了愁云，以致一草一木都触动人内心的烦闷。而就在这令人不快的时候，一名亲兵急促的叫唤打破了拉法耶特身边的寂静——
“将军阁下！拉梅特[10]大人有请！”
年轻的将军沉吟片刻，终于回过身，淡淡地对亲兵说：“备车，到雅各宾修道院[11]去。”那小伙闻讯疾步而出，走到半道却又听到拉法耶特的声音：“对了，从后门走。”
他错愕地回头，看见那位从小就屡建奇功的名将耸了耸肩，正一脸苦笑地望着他。正门已经被示威者封锁，为了避免麻烦，拉法耶特自己也不得不做起偷鸡摸狗的行当。
演说家还在不知疲倦地讲着，却不见天上风云际会；雷鸣已在酝酿之中，历史的巨轮就要在这里——在这个浪漫的花都巴黎——在这一点开始转动。
人民的挑战
瓦伦事件之后，立宪派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星期。然而就在他们几乎认定自己已经获得胜利时，这些人最不希望看见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一天是七月十五日，也即全国结盟节纪念日的第二天；议会决定针对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作最后一次辩论。会上，以罗伯斯庇尔[12]为代表的激进共和派仍然坚持废除国王、成立人民政府，但这一主张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立宪派议员巴纳夫[13]对共和派提出的各种理由一一作了反驳。他认为，人民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应该表现自身的克制与宽容，这样才能使那些正对法兰西发生的变故感到不安的人们放心——这一点涵盖两个层面。巴纳夫提醒人们不仅要用行动安抚国内的王公贵族，还必须警惕外国势力的存在：现在神圣罗马帝国[14]的诸侯们正向法兰西的边境集结大军，过激的行为只会招来武装干涉，反而不利于国家。在最后的总结中，他大声疾呼：“你们是有力量的，但你们要明智些、有节制些，那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
巴纳夫的发言赢得了经久的掌声。如果拉法耶特还在议会，大概也会感到安慰吧——因为至少议员们被证明还是理性的。制宪议会采纳了巴纳夫的意见，他们让国王写了道歉声明，旋即宣布没有理由审判或废除路易十六；后来出于安定人心、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议会又公告称：如果国王真的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亲自率领军队或容许别人以他的名义向国民宣战，那时国王就算实际退位——他就要降格成一个普通公民，不再享有豁免的权利；人们到那时就可以对他所有不正当的行为提出控告。
作出这一决定后，议员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支持立宪的那部分人尤其感到久违的轻松；因为他们赢了，他们用最正义的手段，在议会的辩论中击败了对手。文件已经拿给国王签署，决议也即将公布出去；似乎一切已成定局，只要在这里静待佳音就可以了——香槟的软塞已经松动，喷涌而出的将是胜利的喜悦。
但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全都想错了。阴谋的脚步正临近，当他们惊觉的时候，会发现过往的荣耀已被全部剥离，最后剩下的只有孤立无援的自己。但那时已经晚了，全部都晚了！因为事态将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将忘记他们曾经带来的好处；后悔也是没有用的，以后回想起来大概也只有埋怨自己的愚蠢——因为在那一刻他们竟没能注意到，当自己在议会中战斗时，拉法耶特也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战斗着，而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并且只能失败、不能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聚会中，拉法耶特愤怒地叫喊着。他是最后一个进入修道院的，怒气冲冲的将军健步如飞，以致于外面的侍从甚至没能和他打上招呼。在后院的走廊上，他与罗伯斯庇尔不期而遇；后者正与一名修士交谈，远远望见来者的神情，顿时面露得意之色。拉法耶特只瞪了他一眼，鼻孔里发出“哼”的一声，径直穿过他来到拉梅特等人的房间。
随后出现在同僚面前的拉法耶特不同寻常；他脸如死灰，眼睛里却好像要喷出火来，教人不寒而栗。“真是见鬼！这些杂种，卑鄙小人！罗伯斯庇尔在里面同你们搅局，丹东[15]就在外面煽动市民……看这伙惟恐天下不乱的歹徒！竟然唆使暴民攻打议会……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不知羞耻！如果今天我没有带兵守在外面，议会不要说公布什么宣言，就是一分钟也开不下去！”
“拉梅特，瞧瞧你们这里的人——瞧瞧那些贱货是怎样曲解自然权利的！不论是哪位启蒙贤哲的著作，都要强调法律的重要；只有藉此我们才得以建立一个符合人类根本理性的国家社会！可是那帮歹徒——他们正鼓动人民‘用一切手段’来追求‘幸福’！他们曾经要人民不经审判就用非人道的办法处死我们的同胞，现在又变本加厉，妄想剥夺国王合法的政治权利；暴动、抢劫，到了他们的嘴里都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真该死！其实他们的骨子里才是真正的专制与暴虐！我早就说过，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了！”
这位享有革命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将军在这一刻已经全不顾及身份，仿佛一个村夫般歇斯底里地叫嚷；然而那声音里所有的绝不仅是怒火，还包含着革命者崇高的理想与直冲云霄的战意。在座的大多是立宪派的议员和政要：有的是从去年他组建一七八九年社[16]时就追随左右的“拉法耶特派”，如西哀耶斯[17]和巴伊[18]；也有的是至今仍然留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同志，譬如今天在议会上发言的巴纳夫和雅各宾俱乐部现在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拉梅特。按理以这些人的身份并不需要忍受拉法耶特的气焰，但大家还是默然接纳了，因为所有人都了解并同情他的遭遇，也知道如果对人民挥动武器将意味着什么。
拉法耶特撒完一腔怨气后就坐到墙角去了；大家都不吭声——有的是无话可说，也有的是心里想的已被说了——时间就这样在寂静中渐渐流进了瑞亚女神[19]的口袋里。平素最为雄辩的议员们这时都没有了声音，因为他们的革命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阻碍：自从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三级会议召开以来，他们一直以人民为友，自诩为革命的先驱与矛盾调停人；过去他们曾作为第三等级的代理人向宫廷和贵族们索权，后来又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要求人民宽大处理旧贵族和保王党——这种奇特的政治立场给了共和派可乘之机。时过境迁，当看见受了欺骗与蛊惑的人民拦在自己面前时，曾经以解放法兰西为理想的他们又该凭依怎样的精神前进？
这个问题从此成为笼罩在立宪派头顶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他们被迫解散。面对着人民的挑战，许多人动摇了；一部分人在接下去的时间里相继放弃了对命运的掌握，加入到多数人的行列中随波逐流，他们的时运随着混乱而生，也在一片混乱中结束——当然，这里所说的都已是后话，但君主立宪派作为一个派别，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随着他们的意志一起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分崩离析的。而我们将可以看见的是，其实他们的结局早已随着他们的中间派身份决定了；在一个不理性的时代里，强调理性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一切只是将他们的立场出卖给了敌人，使得自己更快地被打倒了而已。
被遗忘的倾诉者
回到官邸的时候夜已深了，可拉法耶特却迟迟不能入睡。他想要起来工作，但进展缓慢——年轻的将军一会儿把自己全部的重量都靠在椅背上，一会儿又急切地想要站起身来；在他的手中紧紧地攥着一支羽毛笔，但是什么也写不出来。这位自由主义的革命先驱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感到了灵感枯竭；他想大声叫喊，也叫不出来，只能有沉默地看着法兰西的未来和他渐行渐远，似乎再也触摸不到了。
之前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足以使他闷闷不乐。对于他们这些支持立宪的人来说，仿佛国王出逃到瓦伦之后，就一件好事也没有了——现在俱乐部的座谈不欢而散，共和派的野心正一步步得以实施：他们正煽动人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糟糕的是，受蛊惑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从下午在议会前跟国民自卫军产生冲突开始，市民们的动向就变得令人担忧；到了晚上，汹涌的人潮再次聚集在雅各宾修道院的周围。他们闯入沙龙，要求俱乐部支持进行全民公决来决定国王的命运。拉法耶特甚至不得不在卫兵的掩护下化装逃走。这一结果令他大为恼火，他愤怒地对同僚说，今天的法兰西岛已经没有任何法制可言。人们的脑袋被戾气灌满，两年前的全国大惊恐[20]仿佛就要重演，宪政的前途可堪忧虑。
拉法耶特觉得自己有义务阻止他们，却苦于不知道从何做起；他在室内来回踱着碎步，想找个人说话，奈何身边又没有。渐渐地，二十三个月之前的情景依稀又浮现在眼前：他看见疲惫的土地被猛火撕裂，社会的根基剧烈摇晃，国家上下极度混乱；他看见穿着长袍的人们畏惧地躲在城堡的角落里瑟瑟发抖，然后惊恐地逃向国外；他看见无套裤汉们掀起一次次骚乱与抢劫，他们人人都想发号施令，并以为追求权力就是热爱自由。突然，他惊讶地想到一个细节——就好像有一颗流星毫无征兆地飞入他的脑际——他记起了那个混沌乱世惟一令他分外怀念的历史：那就是当时的国民虽然狂躁，却不固执。拉法耶特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是能够听得进自己的劝谏的。
他几乎确定自己曾经成功地使狂热的人群冷静下来——于是他开始努力回想当时的一切，回想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求觅得蛛丝马迹好解决当前的疑难。他记得那时候他的地位仍然是尊崇的，所有人都耐心地听她说话，这使得拉法耶特备受鼓舞。尽管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有过丧失信心的举动——譬如在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乔治·华盛顿[21]的信中说“人们是疯狂的，沉迷于权势之中：他们将永远不会听我的”——但大体上，他依旧凭借着自己的理解和坚毅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他给国民革命军设计了备受好评的红、白、蓝三色徽章[22]，使平民的武装力量从此有了组织；这些人不仅穿上了制式的军装，还学会了遵守法纪。到了十月初的凡尔赛王宫骚乱中，拉法耶特更是藉助这支军队的纪律成功地促成宫廷与民众之间的和解；他还记得自己为之付出的其他努力有：七个小时的演讲、一次跪礼和一个亲吻。
想到这里，拉法耶特不由地感到一丝宽慰——仿佛一个处在黑暗底下的人终于又重新见到阳光一样；在这倒霉的几个星期里，大概只有美好的回忆还足以成为立宪党人的精神家园吧！最后，他高兴地想起，正是那时候国王终于决定批准《人权宣言》[23]，并答应搬到首都的人民中去；聚集在凡尔赛的自卫军士兵和巴黎市民的队伍中爆发出“万岁！”的呼声；国王一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人民的簇拥下到巴黎去了。
但就在这一刹那，又一颗流星飞进了他的脑海里——它的爆炸性效果与前一颗相同，但意义却截然相反——那好似从天而降的陨石，压得绝望中的人们几乎要窒息。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非得抛弃旧事不提的时候，因为法兰西的格局至此已经完全地变化了：过激的改革使得宫廷贵族们不再信任他；而更根本的在于，他今天所要面对的谈判对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民，还包括隐藏在人群深处用心险恶的共和分子——这一切都注定了拉法耶特想要从回忆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徒劳的。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先前所有的希望仿佛都成为了笑话。他垂头丧气地坐倒在椅子上，绝望地用手捶打桌面。不得不说，无论在何时，党争都不是拉法耶特所擅长的。他想了良久，但越想头就越沉，整个人只觉得像是从高台上急剧下坠一般——四肢不听使唤了，羽毛笔从他的手指间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拉法耶特似乎还能够感觉到一阵阵燥热正由他身体的最深处迸发出来，但是他在这一个瞬间却已经没有力量来作出回应。他只有任凭时间从他的手掌里流过，满怀着失败的懊恼与压抑。
将军已经很久不曾开心过了。这几个星期以来，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精力似乎大不如前；理想与现实之间骤然出现的巨大落差几乎要把他压垮了——是的，因为出身的关系，这种面对命运的无力在他的生命里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拉法耶特人生的前三十年近乎一段理想主义的传奇：他富足的家产使得他在听到北美独立战争的消息时可以不用理会他人的眼光，而一掷千金独立组织起踏上征途的队伍；在那里，华盛顿将军和其他无数个跟自己怀着共同理想的北美青年们像兄弟似的对待他。他从出生到现在的三十三年里从未真正地畏惧过上帝的力量，那决心就和他宣传宗教自由时一样强烈——但现在的他真的有些胆怯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看看钟，看看桌上的文件，看看地上的羽毛笔，突然产生一种离开的冲动。他有些羡慕美国人了，因为他们追求理想的道路可以是那样的纯净，而不至于像法兰西这样乌烟四起。无数个镜头就好象蒙太奇一般地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从前能给予他力量的一切，如今也只好似多余的东西一样，胀得他头颅生疼。
在这样的时间里，他是多么地希望身边可以有一个人，为他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啊！可是毕竟在立宪派之中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米拉波[24]，那个讨厌的家伙，他已经死了，他的身体被人抬进了先贤祠里，从此不再关心外面的事情；自己最值得信赖的美国朋友，托马斯·杰弗逊[25]也结束了驻法大使的任期，悠闲地回到北美大陆去了。他简直想要诅咒这一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跟他一起革命了，那些胆小鬼全都逃走了，只剩下他，剩下左右两个阵营的人都想要把他置于死地；拉法耶特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这一刻，自己仿佛不再处于潮流之上，而是在缝隙之间，一旦陷落，从此就被两边的敌人紧紧夹住，再也不能脱身。
他作了最后的努力，想到了他最后一个可能的倾诉对象，那是他的妻子，玛莉亚·阿德里安娜[26]。就算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也想至少把胸中的苦闷述说给爱人，好减轻一点心里的负担——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害怕这个时间妻子早就休息了。只有她是拉法耶特最不愿意惊扰的，他明白这个女人在过去为了爱他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最后的最后，他踯躅再三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即要一杯咖啡，至少提提精神。他拉响了身边与值班室相通的铃，但他还没能等到他的咖啡就已经不行了——精力透支的将军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不会睡太久，因为黎明的太阳已经在他的身后缓缓升起。
英雄的最后一天
拉法耶特就这样一个人浑浑噩噩地渡过了七月十五日的夜晚。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他不知觉；自己寻求解答的思考，也没有结果——可以说，他几乎一事无成。但时间从来就不会因为人的懈怠而放慢他的脚步；相反，它总是更快地流逝，以期对那些没有珍惜它的人施下惩戒：就好像现在这样，当晨曦洒在梧桐枝上的时候，新的一天就已经来临；前一天晚上的事业不论成功与否，至此都必须拿来大白天下了。阳光不容忍丝毫的遮蔽，它向所见的每一寸土地都索取百分之一百的透明和纯洁——谁也不可能逃过这些：浓雾被晨风吹散，黑暗蜷缩进了墙角；只有树影被拉得老长，朦朦胧胧地盖在庭前的草上，仿佛还留恋着夜晚的自由。
将军的精神很不好。彻夜无眠的思考好像一个精明的小偷，把他身体里的精髓全部抽走——到现在，随着阳光降临在他身上的只有疲倦和无奈；直到自己的亲兵前来邀他进早餐时，拉法耶特还昏昏欲睡。他坐在办公室宽敞的扶手椅上，却仍然感到全身酸痛——他甚至连一个可以安闲地驻目的地方都没有——每当眼睛转向自己，就看见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转向身前，就看见桌上满是昨天剩下的手稿和文件；转到窗外，就想起前日共和派演讲欢呼之盛况。
亲兵久不闻里面的动静，就又伸手叩门——激烈的响声重又把拉法耶特从梦境里拉回现实。一种被鞭笞的感觉突然缠绕在心头，他陡然意识到，上帝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也许时间就是这样的吧！它就像轻掠过耳际的风，等到你停滞不前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它的流动。在这幢楼下，巴黎正一分一秒地告别过去；面对自己的无动于衷，拉法耶特感到不安。
天又渐渐变了。迷幻的晨光散却，一轮金色的太阳出现在巴黎上空；露珠很快就被全部蒸干，树的影子也一点一点地小了。外界的每一个细微改变仿佛都在拨弄着拉法耶特脆弱的心弦。等到声息渐悄的鸟鸣传入耳际，将军才又猛烈地意识到，就在他迟疑迷惑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清晨又已经弃他而去了。
“司令官阁下，您在里面吗？”
敲门声越发地急了。拉法耶特的心情也终于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逼迫自己将刚才的困惑抛诸云霄，因为事情已经到了不可不为的程度。如果本没有两全之法，那么毋宁不想。他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时已至此，不论结局如何，现在的他都必须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历史赋予他的，是光荣的法兰西人民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没事，我在。”想透这一层之后，拉法耶特重新振奋精神。尽管身体已经极度疲劳，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依然多少给他留下了起身开门的力量。门外执勤的亲兵被将军深陷的双眼吓了一跳，但随即恢复冷静；他恭恭敬敬地给拉法耶特敬礼，询问是否还有其他的要求。拉法耶特冲他摆摆手，一边大踏步走下楼梯，喊道：“通信员！立刻约拉梅特上校到市政厅议事！”
吼出这句话，拉法耶特忽然体会到些许轻松。卸下沉重的精神负担之后，这位史无前例的贵族将军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英明、果断、勇敢、坚决——一切伟大的革命者所应当具有的美德都重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目光炯炯，坚定而有力地环顾四周。霎时间，一股阔别已久的豪情又涌上了拉法耶特心头——他要直面人民的挑战！正与他十四年前抛妻弃子、力排众议，悍然奔赴北美投身革命时相同，现在的拉法耶特也要赌上他的一切——他的荣誉、他的名声、他的官爵、他的财富，用尽他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来捍卫革命、捍卫宪法、捍卫一年前全体法兰西人在战神广场[27]立下的誓言。
在这样的人生关口，在急转直下的局势之前，在忠于理想与顺应潮流之间，拉法耶特选择了前者。直到此刻，他依然坚信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是依托在法律这一边的；那些卑鄙的煽动者们尽管可以在一时之间迷惑人民，却永远无法阻挡他们追寻自由的脚步。情至此处，他奋力抽出腰间的佩剑，高举过顶，咏道：“自由与法兰西人同在！”慌忙中跟随他下楼而来的亲兵看见这一情景，心里也由衷地感到欣慰——自从路易十六出逃以来，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将军似这般意气风发的模样了。可悲的是，谁也不可能在那时就预见到，这一次的决心在证明了拉法耶特忠诚的同时，还将给他的一生带来多么巨大的争议。
拉法耶特与拉梅特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与前者同属一七八九年社的巴黎市长巴伊参与了部分的交谈，但不久便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开了。之后的时间里，立宪派的两大关键人物在建立一个全新革命俱乐部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议题很快就转到具体的工作上，在选址、运作、人员构成等方面，两人都作了详细的策划——最后他们决定由拉梅特从雅各宾俱乐部带走所有支持立宪的同志，与拉法耶特的一七八九年社共同构建起新社团的核心——迪波尔[28]、巴纳夫、拉梅特，这三位现在的雅各宾派领导人、曾经的平民派三巨头，终于将议会左派的地位彻底让给了罗伯斯庇尔。这一决定象征着君主立宪派与共和派的最终决裂：从此以后，曾经被誉为“制宪议会提前会议”的雅各宾俱乐部中再无一点温和因素，并进而成为激进共和势力的大本营。
傍晚，拉法耶特早早地就来到约定的地方。他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一看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齐聚一地的盛况。聚会的地点是由他精心挑选的斐扬修道院——它位于杜勒伊里宫西北方，与雅各宾修道院在同一条街上遥遥相望。往东不远就是历史悠久的旺多姆广场，曾经带给法兰西人无限荣耀的君主，路易十四，他的雕像至今仍然竖立在那里——可是现在他却再也不能给他的国家提供任何庇护了。宪法要取代他，宪政要取代他！理性的思维将要武装公民的头脑，自由平等的观念终会深入人心，到那时，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罗伯斯庇尔，他们都改变不了什么了——因为那一刻人民已经学会思考；他们将不再为阶级与意识形态所累，而迈出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坚实的每一步。
对于这一天，有一个人始终梦想着、憧憬着；他的声音纵然微弱，却能穿越时空。在新的“宪政之友社”的成立仪式上，拉梅特盛情邀请拉法耶特致辞，心潮澎湃的将军只有一句话要说——
他奋力抽出腰间的佩剑，高举过顶，大喝道：“自由与法兰西同在！！！”
[注1]分别是带剑贵族与穿袍贵族的常见服饰。
[注2]指7月14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爆发起义，市民夺取武器攻占巴士底狱，被认为是法国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为纪念此事，1790年7月14日在战神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全国结盟仪式，83个郡的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国民自卫军和国王分别宣誓对宪法效忠。
[注3]1790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和家人从杜勒伊里宫化装出逃，翌日在边境城市瓦伦被扣。国王被暂停行使权力，并遭到检察官员的审查。
[注4]拉法耶特侯爵，马里·约瑟夫·保罗·伊夫·罗奇·吉尔伯特·德·莫蒂勒（Marie 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fayette，1757-1834），法国将军、政治家，同时参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在法国革命中倾向君主立宪制，受激进革命派敌视。
[注5]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法学家、哲学家。公元前63年出任执政官，以雄辩闻名。
[注6]哥德利埃俱乐部（Club des Cordeliers），一译科德利埃，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俱乐部之一，属激进共和派别。
[注7]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法国国王，1774年—1792年在位。
[注8]让·保尔·马拉（Jean Paul Marat，1743-1793），法国政治家。原本是一名医生，大革命爆发后创办《人民之友》报，成为激进民主势力的喉舌。
[注9]正式名称为“君宪之友俱乐部”，1790年11月由残存的保王党创立。
[注10]拉梅特伯爵，亚历山大·西奥多·维克多（Alexandre Theodore Victor,comte de Lameth，1760-1829），法国陆军上校，政治家。与迪波尔、巴纳夫结成“三巨头同盟”，在议会早期是左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让位于更加激进的罗伯斯庇尔一派。1790年4月拉法耶特退出俱乐部组建1789年社时，拉梅特一度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人；后来他也于1791年退出而建立了斐扬俱乐部。
[注11]雅各宾修道院（couvent des Jacobins），位于巴黎市塞纳河北岸，杜勒伊里宫正北。大革命期间在此聚会的革命团体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开始成分较复杂，后来立宪派两次分裂出去，雅各宾派便成为激进的共和派别。
[注12]马克西米连·佛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c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政治家，雅各宾派的实际领袖。革命开始持激进政见，后来在一段时间内又趋向保守稳定，这使得他在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党的政府中一直以反对派的形象出现。上台后建立了被称为“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大肆诛杀反对派，最终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
[注13]安托万·皮埃尔·约瑟夫·马里·巴纳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1761-1793），法国政治家、演说家。与迪波尔、巴纳夫结成“三巨头同盟”，同为议会早期左派的代表人物。国王出走案时他受议会委派到瓦伦接回国王，被国王一家的落魄惨状打动，从此更专注于维护国王的人身权利。
[注14]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建立于公元962年。起初是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一些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的政治联合体。
[注15]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政治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创立哥德利埃俱乐部，是激进派的重要领导人。
[注16]一七八九年社，又称1789俱乐部（Club de 1789），拉法耶特于1790年建立的君主立宪派革命俱乐部，其成员多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原社员。被认为是斐扬俱乐部的前身。
[注17]以马利·约瑟夫·西哀耶斯（Emmanue lJoseph Sieyes，1748-1836），法国神父、政治家。他政见温和保守，很少卷入党派纷争的旋涡，故在恐怖时期得以幸免。
[注18]让·西尔万·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政治家。三级会议召开时当选第三等级代表的主席，领导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7月14日之后担任巴黎市长。
[注19]希腊神话中的时光女神。
[注20]指1789年7月、8月全国发生的一系列无秩序事件。
[注21]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独立战争时担任大陆军总司令。
[注22]即后来的法国三色国旗。最初白色象征波旁王朝的百合花，蓝色、红色是传统巴黎市徽的颜色。
[注23]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由拉法耶特起草并交由议会于1789年8月审核通过。被誉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和战斗旗帜。
[注24]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百列·里凯（Honore Gabriel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他的演说富于魅力，常常起到为争辩不下的议题一锤定音的效果，后因之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与同为立宪派的拉法耶特私下结怨，称其为“傻瓜凯撒”。
[注25]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1785年至1789年间任驻法大使。
[注26]玛丽·阿德里安娜·弗朗苏瓦·德·诺阿耶（Marie Adrienne Francoise de Noailles，1759-1807），诺阿耶公爵之女，拉法耶特的妻子。
[注27]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位于巴黎塞纳河南岸的带状广场，常用作王室的练兵场。1790年7月14日全国结盟节在此举行。
[注28]阿德里安·让·弗朗索瓦·朱尔斯·迪波尔（Adrien Jean Francois Jules Duport，1761-1793），法国政治家。与拉梅特、巴纳夫结成“三巨头同盟”，同为议会早期左派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斐扬俱乐部的主要领导者，1792年8月巴黎市民起义后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