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讲稿：《涂尔干：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之辨》

尊敬的老师、同学，大家好，今日非常有幸来作此演讲。我的课题是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导言：《宗教社会学与知识理论》。实际上，这一篇文章虽短，却也明确地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关于学科内容的论述，重点阐明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方法、以及选择对象与方法的原则；后一部分则与本书的结论相关，主要讲思想、范畴之基本观念的起源与宗教社会学的联系。

原本课程计划里要我关注的问题，大多位于上述的第二部分；但实际上话，我对它的感悟并不深刻——原本我的知识与理解能力就有限，更兼专注点不在这一方面；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强要说它，只恐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无非堆砌一些网上的资料而已。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说为妙。相比之下，前一部分给我带来的感慨就宜乎众矣。

我不知大家有没有专注看前一部分，细嚼涂尔干对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目的以及选题思路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对社会学缺乏了解，我感觉十分新鲜——在我看来，这一部蕴含的信息量，实际要比后一部所拥有的还要多。透过这些对于宗教社会学各个方面的解释与说明，我们可以看见涂尔干的许多学术思想，并进而知道一些社会学的研究的要素。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很快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导言中，涂尔干数次提到了“历史”这个词——当然，本来原始宗教就是与历史学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但这还是或多或少地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惑，因为原始宗教也是一个历史学的重要课题，透过研究先民的原始宗教内涵，史学家也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来增益历史学的研究。那么原始宗教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与他对于社会学的意义有什么区别，这两门学科对待历史的方法与态度又有什么异同，就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编写《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以来，社会史就是历史学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而社会学也是差不多同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两门学科无疑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乍看之下是难以弄清的——譬如在这里，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可能考察的是同一种历史的宗教，他们运用同样的历史资料，作同样的调查，掌握相似的信息，并在充分占有这些历史资料的前提下作出合理的判断。那么它们的结果是否会彼此类似，它们作为两门学科分立的道理又在何处呢？

对此，我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它们对历史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其次，它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再次，它们研究的对象实际也不相同；这就导致这两门学科的理性化程度是不同级别，更进一步揭示出彼此研究目的的差异。

我们先看它们对历史的关注程度。首先，毫无疑问，社会学以及宏观的历史学都是以建立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为目的的，但是涂尔干在导言的开篇就点明社会学研究要增益和解释的最终目标是“今天的人”。在这一层面，尽管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与宏观的历史学都注重建立古今的联系，但它们侧重点已经有所不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历史在今天的影响程度，对于没有影响程度的事物，他们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历史对他们而言是“对今天有所影响的痕迹”，而他们的研究的事物一定要与现实建立普遍的联系，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学的研究一定是向着“今天的人”，而不是古代的某一个时刻；历史学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怀则更多，对于一个已知的历史现象，历史学更着力于将它与历史社会而不是现实社会进行结合。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的现象必须先与历史的时代进行结合才能产生相应的历史意义。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治社会史的时候就提出：“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态度。

而这种对于历史的态度的差别，似乎也决定了他们在研究历史上的现象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涂尔干在导言中强调：“每当我们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选取与人类有关的某些事物，如宗教信仰、道德戒律、法律准则、美学风格或经济体系并着手解释的时候，必须追溯其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形式，尽力说明在那个时代标志它的各种特征，再进一步展示它是如何发展起来，如何逐步变得复杂起来，如何变成我们所要讨论的那个样子的。”这体现了社会学在进行归因探索的时候，呈现出一种优先追寻源头的倾向；而历史学的认识方式正相反，是从已知到未知，一步步倒溯而上的。譬如同样是对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当社会学家追究它到底具有什么功能、满足了人类社会的何种需求时，历史学者也许正在探索是何种现状逼迫查理·马特进行了采邑改革，进而上溯至墨洛温王朝的分裂、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日耳曼氏族制和罗马隶农制在制度层面上的先导作用。在这里，研究方法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家甚至认为将“起源”与“原因”混淆，误以为起源就是开始，而“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者，更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方法的差异是怎么出现的呢？难道社会学家的溯源探究，在历史学者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吗？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这种方法差异的出现，还在于他们研究的对象原本就是不同的。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可以是历史的——它的出现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本质；而历史学则注重现象本身，以及它的来由和变迁。还是打个比方说，对于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学家关注的可能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精神内涵，它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会形成；而历史学家会更乐于探讨为什么这个社会形态会是我们所见的这个模样，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又为何没有变成别的一种模样。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其实在这里就注定了：从涂尔干对原始宗教的偏好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学对人与社会本质的探寻中，它总是倾向于“去历史化”，即把历史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为地降到最低，得到最纯洁的样本来进行研究；相反，历史学在研究历史现象时，总是尽可能多地考虑——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细节，所以他们要建立清晰的、全面的、贯通的变革脉络，来代替简单的“起源主义”。实际上，社会学也并没有把起源与原因等同起来，它们追求起源的目的，并不是把起源当作现象的本质，只不过一个现象的起始状态会比较纯粹，更容易提炼本质罢了——而他们提炼出的这个本质，应当是超越现象的起源、也超越其发展的历史的。

讲到此处，其实社会学与历史学在研究上的一个根本分歧其实已经显现了：那就是社会学的高度理性与历史学的非理性（或者说“不那么理性”）的区别。我们知道，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被称为“理想类型”。实际上，它就是提取繁纷社会中的精神本质从而简化制作成一个理性模型。社会学的研究围绕这个理性的模型展开，与历史学所针对的普遍历史事实相对。涂尔干在导言中说：“人类制度是绝不能建立在谬误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否则，社会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更是强调了社会学绝对理性的一面。在后文中，他又说：“在所有信仰体系和膜拜体系的基础中，必然存在着某些基本的表现或概念，以及仪式态度，尽管它们形式多样，却不论何时何地，都具有着同样的客观指涉以及同样的功能。正是这些恒久的要素，构成了宗教中恒久的、具有人性色彩的部分，形成了人们在谈论一般宗教的时候所表达的观念的所有客观内容。”这向我们揭示出，所有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个终极的猜想上的，这个猜想假设人类社会的所有体制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那么社会学就能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来增益这个理性的格局。历史学则不然：一方面，它可以接受任一阶段的历史“是透过谬误和谎言发展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细节与道路也不是纯粹理性所能够解释和归纳的——这就是社会学所以理性的缘由，也是历史学所以不能全盘理性的缘由。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是一名社会学家，但绝不至于是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不会尝试对所有非理性的事物作出一刀切式的理性评价，否则只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而这又引出了最后，也是最值得我们去考量的一个区别，那就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区别。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社会学最终极的关怀是人，并且是今天的人；而它作为一门绝对意义上的理性学科，很自然而然地就必须以增进现代人的利益为目标，否则它的存在价值就难以被论证——这一点与历史学的存在是显著不同的。历史学的研究无法严格地诉诸逻辑或公式，它与增进人类的利益也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相反，固然，被赋予实用主义的价值可能使得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锦上添花，但历史研究的本身是不可以过于功利的：清末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党就因太急于鼓吹革命的缘故，把学问做成了伪史，以致在学界遗臭。对此，近代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钱穆这样说：“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历史学研究最终极的目标，还是求真务实；它的能够解决问题，只不过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可能产生的副产品；假使一开始就抱有功利主义的心态去读史料，那么做出伪史来，祸害大众，也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难道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竟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我想也还是有的。譬如：他们对待历史材料的态度，毫无疑问都必须是严谨的；研究所得的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我们已有的材料进行。这其实也是一切学术活动的基础，简单如涂尔干所言：“我们将以民族志学者和历史学者所能达到的精确和诚实为准绳，着力对宗教体系的组织状况做出描述。”除此之外，社会学还是将历史学的朴素成果加工成能够对人类产生有利影响的知识营养的重要舞台。近代另一位极具盛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这样说：“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查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实际上，在我看来，史事是前车之鉴，这是没错的。然而要如何对待他的覆辙，却要细细地重新考量。两条路，他走了一条，覆了；于是我们走另一条，未必不覆；相反，走他覆过的那一条，又未必一定覆。凡事总要实际地考虑，“史事是前车之鉴”，但前车只是我们做事的一个“鉴”；对于现实问题，我们要“鉴”的远不止“前车”一个而已。“以史为鉴”，不是单纯地借鉴，而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社会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历史的方法。我想，它已经从传统的历史学领域里接过了一部分的任务——作为一个专门的天才，社会学在这一面无疑会比远为古老的历史学做得更好，而历史学继可以为这一类的社会科学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材料。透过对这两门学科的差异与共性两方面的认识，我得出以下的结论：它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彼此携手，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