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二年里，一直有一沓厚重的版纸卧在老房子前厅的地上。它不知堆在一起多久，四周不平整的部分，都在重力的拉扯下下沉，宛如新款曲面屏的样子。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沾满灰尘，揭起一点，便可见黑白的界限；把灰拭去，再看那泾渭分明底下，又涌现犬牙交错的黄色毛边。只有最顶上的一张与众不同，它通体浮金、凹凸不平，脆得好像一张普通的纸，遍布各种物体的压痕。我想，这是保护的代价。 父亲有堆积记忆的习惯，因此，房不论大小新旧，都挤得可怕；日积月累，竟无处可以下足。终于在六年以前，他吵闹：“这次一定要把东西丢掉！”我于是郑重地搞出几箱中学时代的书卷笔记，一一照相记录，准备与它们离别。但父亲却不舍得，最后只草草扔些别的，又把所有文书“科学地”堆积起来，挪出行走的路径了事。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扫除。 版纸旁观了六年前的扫除。那时候没人管它，仿佛它是理所当然的住客，可以永远在厅里停留。我也没有管它，任由它记着我和许多人的故事。我无从知道每个故事的前途，但总想尽可能留一些牵绊，以期不期而至的关系；但命运的吸引终归有限——从头窥不到的结局，常在不经意间写完，蓦然回首，才远远眺见静的时间。往日的困难没有延续，但今时仍有困难；静的时间和故事不再动，但还有故事在动。我的人生回不去，版纸也终于留不住，要同新的生活告别。 我决定丢弃多余的《第六感》印品。丢弃之前，是该作一场告别；但事到如今，竟不知能说什么。二零零八年的我心乱如麻，我的已经失败一次的中学生涯正缓步推进新的谷底。日光与庭园的繁茂不能打动我，反滋生了影子，成为我对抗热风的阵地。我唯一能接受的能源只从一处来，但她始终没有明白给我——我也许是气忿了，忿而要做些出人意料的事业。 这沓版纸就是十二年前从我内心挖出的奇美拉——它的根源来自一位姑娘，名字取自另一位姑娘，诞生则仰仗另两位姑娘。班长以为真做的是班刊，捐给我剩余的班费；父亲虽然也不情愿，但到底给予了支持。实际上，我不过打着集体或事业的幌子，做一些少男少女的俗事。这些俗事当得上告别吗？我考虑着这样的事，随后立即明白——我其实不想和它们告别的。但那究竟是静的时间。静的时间和故事不再动，但还有故事在动。我的人生回不去，旧故事也终于留不住，要同新的故事告别。
迷惘的人要做梦。少年时乘着五彩斑斓的风，吹向云间的梦，大约所有人都做过，然而却不能久。因为风，它岂真有什么颜色呢？斑驳盼倩的是风过时的肥皂泡沫。日光从天顶照下来，透过她们，射出七色的线，我们觉得好看。可是升着升着，气流变得凶险，大而坚定的泡沫也扭曲变形——她的膜愈益脆了，久之，终于喃喃地道声：“轰！”从此破碎。于是五彩斑斓的风也销停，变成目不忍见的风，只悄悄刮着，不知要带泡沫的遗愿往何处去。我想，大概不是云吧！我想，大概不是地吧。毕竟梦幻的心留在云上，血洒进地下，只有泡影，如薄雾、如蜃景，泯然没了踪迹，就这样湮灭在没有影的徒然香的气氛里。 其实她尚有踪迹。五彩斑斓的梦以后，是生出羽毛的梦。那羽毛生时还软弱，却怀着翔翱天际的根和骨，一次、一次、一次，从厦宇的窗檐腾起、从万古的平壤腾起，掠过树、掠过山、掠过呜呜作响的车流、掠过一厢情愿的爱与恨的走廊。子弹从八方的幽灵射击，擦伤软的羽毛，敲出“叮”“当”的响，又从容地跳开。羽毛更僵而硬了，她只想继续漂浮，去看影的残迹。天顶的光把她拉上去，倏忽间，世界小了，世界大了。她看见泡影变成珍珠似的米，像种丰收、像饲家禽。她等着目不忍见的风，但迟迟没有；结实的羽毛逐渐低沉，云接不住她，风趁机从两边挤，羽毛的梦又消失在夜的呢喃与昼的怒号里。 羽毛跌落后，继起了爬虫的梦。无臂膜的翼手在史前的工地爬行，挖出碗、挖出盆，挖出铁的金质的算盘，闪闪发亮，但疮痍的手捧不起碗，也算不清梦里盛俸米的量器。她于是学积分、学邃美而艰的奥术，可西西弗在碗里等她，对她说：“石头没有了。”终点自己跑回起点，碗的口变细，从里面又诞出碗、诞出盆，诞出铁的金质的算盘，闪闪发亮。爬行的琼浆从中间溢出，原来是脓与墨水绞成的泪，浇灌到臂膊的脉络里，使她膨大，塞死巡回的道路。血和生的肉从膀上剥离，仅存下猩红的点，时而痛痒，时而酸楚，然后变黑，然后变红。然后手又开始做梦，做家禽和珍珠的梦，做呢喃和怒号的梦，梦见自己变成白银的手，攥着铁的金质的算盘，五彩斑斓，宛如生着羽毛……蓦然回首，竟不觉梦已完结多时，前面仿佛的，又是触手可及的梦乡。
傍晚，我趴在书桌上睡了一觉。说是一觉，却也不过几分钟而已——或者几十分钟，十几分钟，总不至于很久。但因为特地没有察看前后的时间，所以是否真的不久，也不能确信；可以确信的只有自己已经久未趴在书桌上睡过一觉。 高中时，我常常在课上睡觉。有时打鼾，有时不打，这一点只要醒来后看同学的脸就能知道。但事情未必总如此顺利，如果回还时已当正午，大家闹哄哄地挤去吃饭，我就得一同去挤，连刚才睡过多少节课，都不及细想。这样的我竟也从高中毕业，进入211的学校学习，不知几人能预见——至少那瞌睡的我从来没有。 瞌睡的我只一心研究怎样在书桌上睡得舒服。起初，我叠着两臂，然后侧头在上面睡——如同许多课上睡觉的新手常做的一样。然而这种姿势不宜长睡，过不了多久，手就要麻得不听使唤，睡得愈久，反应愈强。我很快厌烦了这样粗浅的睡法，于是从别人学来一种睡姿：左臂弯屈，指向自己右胸，而右臂笔直向前，头置其上。它和平素床用的“超人”睡姿相仿，只要事先关照好前排的女同学，就能美美地睡一觉。但好景不长，它也暴露出问题，就是容易打鼾，结果反被同桌叫醒，痛失好梦。此后，我又试了种种他人的妙法，但均有缺憾；真正谈得上“成功”的，竟一例也无。 时间随我对臂膊和书桌的探索过去。高二第二学期的我前所未有地瞌睡，它迫着我去拿出全新的优良睡姿。我痛定思痛，决定把目光投向枕头。说到底，书桌上难以睡好的原因是缺少枕头，而一旦用手臂去垫，又总发生问题——凑巧的是，由于天长日久的鼻炎，我身上总带着一包抽纸，那柔软的触感终于惊醒了我，教我从这惊醒中萃取白日做梦的良药。 然而找到枕头的材料，不意味方便的睡眠就接踵而至——在那之前，我还须征服这包纸。纸的性格没有我这样乖戾，但想巧用它的温顺，也要一点心思。我先是把它放在书桌的正中，然后侧头去睡，手就随便瘫在两旁；其实本来不错，可不巧的是，由于天长日久的鼻炎，我睡觉时总张口呼吸，纸既垫着舒服，就开始垂涎，俄而竟能浸润上层的纸张——甚至被前面的女同学拍摄下来，传给我阅。于是这一手也不好了。 最后让问题得以解决的是一个废弃旧案的修正版。将纸包靠近桌沿，椅子稍离书桌，随后从正面将额头贴在纸包上。为得到更舒适的质感，还可以抽出三两张纸，垫在额头与纸包之间——与此同时，两腿开坐，手臂屈抱，令肘与大腿相接。藉此不仅可以支持上身的重量，且不管怎样生津，都只淌在大腿间教室的地上；而面孔向下隐藏在臂怀里，亦无盗摄之隐忧。至此，所有困难都被克服，臻于完美的课堂睡术被我找到了！ 曾几何时，我休学，又上高三、高复。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竟不愿在课上瞌睡了。臻于完美的课堂睡术也销声匿迹了。
我从前有一段时间很讨厌人。究其原因，大概那时以为人性总是十足肮脏且不美的——更有甚者，人还喜欢在那不美上矫情粉饰，仿佛一切都可以辩白；整个世界成了除人以外全部缺席的裁判场，只有人将自己置身其中，滔滔不绝地孤芳自赏，执拗地抢救其余物种都弃如敝屣的价值。我先是对此很感到惭愧，曾几何时又转为厌恶。或许正是由此，我的生而为人的骄傲与认同，已经开始缓慢地失去。 后来上大学学了人类学，逐渐了解到一个辞曰：“高贵的野蛮人”，讲的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一种历史想象，认为人类在有文明社会以前，是生活在物质贫乏但精神高贵的某一自然状态中。这颇有点像中国人厚古薄今的政治理想，“言必称上古，言必称三代”，仿佛一切与人关联的败坏都是后来为之，而最早什么都是好的。不知受了什么牵绊，我对“高贵的野蛮人”终于没有研究，但出于一种“学者的”自信或者自负，我终未接受这样简单的观点。但人性毕竟从何而始，从何而终，却成为我心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又何止我心中，综观人类的整部思想史，处处可见到关于人性的争执和辩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者各居其位，对人性的善恶起源作了不同的论述——仅中国儒家就提出了性善、性恶、性善恶混三种观点。另一些人为了消弭这种对立，就把人性看成动态的：如基督徒会说人性是从完满而堕落最终又朝向上帝的回归，佛教徒则认为人性是无明中蕴藏佛性的种子。可是从另一面讲，变动意味着含糊，意味着原本所有的问题终不能得到明白的解答——笃信宗教的人当然可以全盘接受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从而停止反思，然而那有所不愿者，又将将漂去何处？ 比性善、性恶的分歧还要致命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人性善恶的标准莫衷一是。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立场、文化乃至个人好恶都深刻影响着价值判断的标准。彷徨中，几乎是命运的指引让我接触到德国的生命哲学：在我生命的某一时刻，叔本华和尼采的只言片语都能让我耳目一新。他们把生命本身看成一切的本质和动力，但这种生命力在叔本华那里仅仅表现为“求生”的意志。那意志带来痛苦，因此，叔本华的价值论最终走向生命意志的反面。尼采发展了唯意志论，他把生命力理解为“变强”的意志并加以歌颂，直到这时，人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可用的尺度，无怪尼采急着要“重估一切价值”了。 重估价值的尺度就是强力意志。简而言之，就是人身上能够体现生命力——而不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们规定的德性——的激情、强欲、狂野和斗争。在通常语境下，这些词常常给人以一种野兽的直观，因此姑且先把它称为人的“猩猩性”。尼采的这一论述实在简单得可以，让人不禁联想起那“高贵的野蛮人”，但是在哲学上追求“简单”与在历史学上追求“简单”的意义全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强力意志作为标准的有效就在于其简单。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猩猩性”为标准来生活：凡是诉诸经验和文化的，都要在脑海里设“卡”盘问；而诉诸情感和本能，皆绿灯放行。 做久了“猩猩”，难免好奇真的猩猩，于是弗朗斯·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就映入我的眼帘。其实也许称它为《一个黑猩猩部族的政治史》更恰当，因为作者对黑猩猩的政治全然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描写的——他并没有给出黑猩猩行为的一般原则，而是着力去描写耶罗恩如何接管大妈妈的种群，鲁伊特如何联合尼基反叛耶罗恩，耶罗恩怎样怂恿尼基篡夺鲁伊特，又施何法从中渔利并垂帘听政。这样写的效果不言而喻——政治斗争曾经被认为是人性中最复杂也最肮脏的，无数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故事都始乎此；而“野蛮人”之所以“高贵”，部分也正因其貌似游离于政治之外。可现实竟是，理应比“野蛮人”还要“高贵”且野蛮的猿——我们最亲密又最易嗤之以鼻的兄弟和祖先，早在我们之前就已掌握了社会人的市侩和政治家的反复无常，对野蛮的高贵信仰似已岌岌可危。 大约我们只能失望地发现：其实市侩就是野蛮，高贵的“猩猩性”就是肮脏的“人性”。人从来不外在于自然，自然也不外在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不分彼此，当然也无高低之别；试图抬高其中的一个以贬低另一个终究不可能。从这一面讲，《黑猩猩的政治》是一部必定改变人自我认识的佳作，如果你原先对黑猩猩的认识不多，那么不论前此将人性看得很高或者很低，都能有新的收获。作者说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拒绝批判或掩盖权力动机的人。这对于已经存在的集体谎言的背叛没有善意地被接受，它被看成了对人类的侮辱。”我想，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一个愚蠢脆弱的、安置于纸面上的需要吹捧或轻蔑的人性早就没有理由存在，现实敦促我们在扭转对黑猩猩的偏见之时，也要扭转对人的偏见。那么无论动物也好，原始人也好，我们该从他们身上看见的绝不是“他们比人类更友善（或高贵、纯洁、自然……）”之类轻佻的命题，而要找到自己残忍和狡狯的起源，因为人最终面临的难题既不是人的猩猩性也不是猩猩的人性，而是人的人性。
活到此时，突然兴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的半生已却了——桂的芬芳和浅葱色斑驳的泡影都不属于我，记忆中波澜或平淡故事的主人公们也越发显得青春年少。我正开始老去。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自己还被称为“卧槽岚”的那个年纪，总喜欢把“我年轻时”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然而所谓少年老成，大抵不过惹人“嗤嗤”地笑罢了。世易时移，如今“嗤嗤”的笑可以停歇，可是年华又催促我缴出一个回答。我的生涯是否如愿以偿？如歌如诗？还是仅仅如算簿的两片残页？ 不翻博客的记录，也知道自己许久没有作文。如此下来，大概知觉都要变钝了——我想我应该练笔，可思前想后去得的“题材”，终非自己所须要的，写也是矫情；我的内心泰平得可怕，连自己都畏惧不已。从前立的理想已尽抛落了，而今的种种又悉禁不起推敲——终于不是四肢，是我的引擎钝了。二十六年的人生，除稍纵即逝的奋迅期外，究竟没有留下追逐什么的记忆。我的心愿寡薄得可怜，以致虽然生了双手，竟没有什么想要迫切去握在掌里的。这算不算有些遗憾？恐怕很有一些遗憾了吧。 我和月亮应该有缘的。毕竟从中学时代起，就过惯了昼伏夜出的日子。犹记得少年时，端一罐父亲的啤酒，就在午夜的阳台上吹风，学习借酒浇愁。回想起来，那酒的味道只有苦涩，实在不忍入口——过了那个年纪，我很快就冷落了它，再未拾起；然而那时却颇为着迷。一罐两罐下肚，我就回来，躺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用父亲最宝贝的环绕式音箱放《Air》的OST，同时写一点东西，或者不写，就干脆那样躺着——直到入眠，或者不能入眠。音箱也是寂寞的吧，因为除那刻的我外，十余年来再无人问津；客厅的沙发也是同样，悄悄地等待不会上门的客人，终于积满厚障一样的灰尘。 想起之前看完的《仰望半月之空》——其实正应是“升起半月之空”，出于主体的动作，姑且当成“仰望”吧。可是我连戎崎裕一那样的追求都没有。我比他要强，而且卑鄙，区区小事难不倒我。我这样想，不由地抬头，看见夜空，巡徊半晌，终究没有谋到月亮。也许是被灯火挡住了吧，也许是被楼宇挡住了吧，我生活的城市正是这样与他们的迥异——倒不如说，我正过着戎崎裕一一度憧憬的日子。我在一个毕生无望描出边线的都市里，住着现代化的宅，看街上花红柳绿。门前的路扩了几次，变得益加鲜亮，眼下更添什么“国之大计”，吸引要人来访，荣耀非常。羊肠小道全不见了，车流总在身边涌动，再要寻访过去市井的面容，得穿越几个路口，去那些涂满了“拆”字的墙边。不过这种穿越，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它昏暗得如同被关在时光匣子里的珍品，古老、隔绝，好像一个猎奇的生态博物院，把总是刻意经过的我，映得分外傲慢和虚荣。 我大约更向往秋庭里香。休了两年学，也曾经妄想此生做一个病人，缩在白色的围墙里等待照料，纤细而姣好。然而终归是妄想而已，我到底没有得什么珍贵优雅的病，而是茁壮成长了。某个期待着柔媚与弱小的我估计已泣不成声，但现实却不因此而停滞。我不像秋庭里香的。夏目吾郎也不像我。他那样蠢，蠢得让人说不出话；到头来，那里并无人的处境和我一样，但我的内心扔结实受到冲击。有两句话一直牵绊在耳际：“我要拼上性命，成为你的人”，还有“我无法变成老虎”。那么我呢？我能吗？常常告诉自己，我决不会走向前者的，并能轻易做到后者；想来竟颇有自我暗示或告诫的意味，但实际如何，不到那个时候，谁又会清楚晓得。 或许我向往的只是精彩与美丽，因为看来那样引人注目、教人神往。又想起早就因心脏病去世了的高中同学T，想起她在那里打扮得耀眼靓丽，担当校运动会入场旗手的样子，还有高考甫一结束便撒手尘寰。原本她已经习惯了更大的舞台，但终究不得不委屈于小小的入场式——即便如此，她的身体状况都不容节外生枝，但似乎拗不过本人的意愿，终归还是放她登场。我不知她最后得到了什么，也不知她短短十八年人生的价值所在，只记得从小到大与她同校时，一直能听见她的传说。她走在我前面了。我想。各种意义上都是。她的人生何以精彩，迅速落幕后，又博来人的泪水与掌声？是否因为那时的她也和秋庭里香一样，“只活在现在这一刻”，“只相信一秒接着一秒流逝的瞬间”，所以才毫不动摇？我永远不可能去了解了。因为直到最后，我还是陌生的看客。但说不定正因她没有应许的未来，身边的人才会放任她活在眼下，催出了那样眩眼的光。这样，她的人生也很好了。 这一秒的我和众人翘首以待的未来正冲突着。我不知自己将何去何从，但惟独想要肯定的是，我任性着，我将任性下去，永不变成平庸和无聊——那是我和她都无法接受的惨烈死亡。可是在那之后，逃离了死的我，又将如何而生？写到此处，我应该收尾——于是举头望向窗外，希望月亮已从一头沉到另一头，多少能有些话好说。但是外面没有什么，还是一如既往的灯和夜的嘈杂。我才想起朔夜方至，笔头就这样静静落在地平线上。
近几个月，随着体重的不断减轻，我的食欲下降得厉害；倒不是不愿进食，而是再不能以为一件快事，连正餐的营养都斤斤计较，零食更加敬而远之——时间久了，倒像是习惯了清淡和单调一般。不过上海似乎本来没有引以为傲的特产或珍味，因此，过去每迎朋友来沪，倘指望弄些稀奇的食物，我便告诉他：淮海路上有一家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且是数十年的老号，一切想到的终应有售。然而我其实不曾去过，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售；听了我言的人里，仿佛也没有真去的，大抵从上海带走的，若不是上海独有的玩物，便索然无味吧。可是今时今日，任一个体、一处所在，要保持它的独一无二，又谈何容易？而过去所谓绝无仅有，多少又不过井蛙之见，各自倨傲、以为理当然耳。所以，我也从来不向人推荐南翔的小笼包，是免得徒增口舌、劳而无功。话虽如此，可真要说上海被浸染得没有一点自己的颜色，好像也不确实。因为我又突然想到：儿时所尝的生煎，莫非就是一种外人知之甚少的味道？ 我当然不是老饕，故而生煎毕竟有怎样的妙处，也说不上来，只隐约记得当时的情境——一排排白胖的馒头那样贴在锅里，半发不发的面皮，里面裹着肉馅；露在外面的，一头撒着葱花跟芝麻，藉以提香或诱人，另一头则在锅里煎得发黄，若是火过了，还要变硬发黑，以致难以下口。说也奇怪，记忆中和生煎有关的细节，几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宛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与它绝缘了一般，视而无睹、置若罔闻了。儿时的生煎是一口紧闭的平底大锅，父母坐在堂上，而我持着收银单去堂外取——漫长的排队后，终于“呲——”地揭开恼人的木盖，然后众人分得，直至铲声平息，铁锅又迈进新的轮回。但这经历后来却不见了——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几乎忘记，其实大学食堂供应的早点里就有一种塑料袋装的生煎，四个四个挤在一起，通体闷得发软、外观也变了形。 后来兴起了小杨生煎，产业连锁得很大，滋味也不错。但他家的店面修得精致，服务方便，更兼用麻辣小龙虾等时兴的材料入馅，初时固然新鲜，却让人觉得不是记忆里“呲——”的生煎了。我想，大概我生命里曾有一个生煎岁月，而它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悄然溜走；空余下的生煎，只成了高能量、高脂肪饮食的一支，同它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一样，要长久地从我的食谱中清除出去了。 在那已逝了的生煎岁月里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插曲，如今既想起来，不妨也一并记在下面。我初中时有一位英语老师，授课水平不错，脾气却火爆得很，常要和学生起些冲突。我的父亲大约为讨好他、或冲抵我日常在学校里的顽皮，就送礼给他，然后竟耿耿于怀，说这也是中国所以腐朽的内情——这些且不去论，只记得有一次，大概我又在上课时捣蛋，他就在课堂喊：“小小年纪这么恶劣，你爷老头子做生意是奸商，你在学堂里就是奸生！”沪语“奸生”与“奸商”音同，于是全班陷入一阵哄笑，而我自己如何反应，却记不得了。年前，我跟初中语文老师碰面，她提起那一位的近况，才知他已移民去了澳洲，做起开车装卸货物的活计。语文老师的话里透着感慨，或者说不胜唏嘘——因为那一位过去在校里也算威风，而今处境却着实教人难以评价。生为中国人，究竟该为离别故土作多少努力，是个轻易无法言说的论题；而曾经被指为“奸商”的父亲，此刻却艳羡起生煎先生的境遇来。 在父亲眼里，以这些许不足道的代偿换得国外身份，岂止值得；数年以来，他一直梦寐以求移民海外的方法，而作为最显见的受惠者的我，却只能将它看作生命中一场新的刺激。至于未来的生活，我恍如在人间既无所求，也无所畏失；过去的种种强欲，恰似都随我求美食的愿望一道消散，只剩下剥离了生煎岁月的我——他就如今日的小杨生煎，阴阳两面：一面是煎得梆硬的铁皮，事事无以渗透；另一面有芝麻和葱，看似美好，却是刻意的调味；然而无论怎样熟悉了这两面，里面的核是鲜肉、烂肉抑是麻辣小龙虾，纵神仙也不知道了。
大学毕业后，回父母家生活已经数月了。在迄今为止的二十五年人生里，大概还没有这么悠闲的时光——每天除有节制地过活，没有其他任务。我蜷缩在北面阴冷的房间，关紧门窗取暖，却还是在一次感冒过后开始日复一日地咳嗽。父亲听到声响，就来催我吃药——我想，这药或许可以医治他的不安的，然而我的寂寞和无聊，早是药石罔效。 七、八年前，我就在这张桌子前写我的博客。那时候无论作什么，都还要用钢笔一字一字地写在纸上；而房间里的灯不亮，甚至有些昏黄。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我的字迹似乎变得魔幻起来，朦朦胧胧的，仿佛重叠着许多影子，却熠熠生辉。这样的笔触令我感到喜欢，它催我摘下耳机，关掉总发出恼人声音的电脑；我的手也好像屈从于魔法，不停地摩擦纸、笔，只为重复前一刻的迷恋。 我一度以为这个习惯会伴随终身，所以就把所有的手稿收集起来，装在一道，好像什么名家的珍藏一般。可曾几何时，我竟也从“笔者”成了“键人”，倒像我高中时取笑的W君一样无键不欢了。结果那批手稿竟成了累赘，思虑之下，我终于把它们打成一包，送给当时还未与我同住的妻子。她大约看破了我的用心，于是笑道：东西我替你保存。对于这保存，我也是放心的，因此就同这些手稿们作别了。 电脑的荧幕当然是明亮的——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否有给我的文字带来什么，但它确实陪我度过了一段时间。可事到如今，我也不记得用电脑写作是什么体验了。一来，我大概真地太久没有作什么了，二则过去用它作文的场所也全部离我而去——离开学校以后，告别了租住的房屋，余下的只有这个曾经拥有昏暗灯光的老房间。 久别重逢，房间的照明早换了。现在，它拥有两组明亮的荧光灯，相映之下，任何阴影在这空间里都无处藏匿。可我竟不由地怀念起当初的昏暗来——想要再见那幽的静寂与魔法的字，并着疲惫与模糊，在没有机械声响的暗夜里流转。我记得那时候，无论面临怎样的空虚，只要把一切关上，将意念逼入死角，终有言语可以从中流出。 我大抵是想念了吧，想念曾经并非无言的自己。可即便要怀恋，又该当从何而始呢？过去发出那嘈切声音的机箱，不知做了哪里的尘土，昏暗的黄也成了明朗的白，只有我朽烂的壳反而隽永。我一阵怅然，终于合上眼前的翻盖，关掉头顶的明灯，想让身边更暗、更暗些，暗到逝者能复苏，毫无嫌隙地出来活动。光的声音渐悄，那昏黄灯下的火，还未在我的眼前跳动。
离开巴黎后，我对欧罗巴的兴趣似乎一落千丈。瑞士、巴伐利亚和意大利的城市好像都吸引不了我——与之相对地，另一种情绪却始终弥漫在我心头：我应该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至少写一篇小文，来纪念我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可遗憾的是，由于舟车劳顿，我始终没能抽出这笔昂贵的清醒时间，直至此时，才终于在从佛罗伦萨往罗马颠簸的汽车上开始动笔。 离开巴黎前，我曾经获得半日悠闲——缘是旅行团的诸位都去“老佛爷”扫货，毫无兴趣的我，便可以翘掉日程，自由地在巴黎街头闲逛。这种闲逛于我有非凡的价值——与茨威格不同，他在半个多世纪前自豪地写道，“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可我如今不相信这一点。如果说，所谓的“关键”和“隐秘”之处真的仅存于“最优秀的人物”身上，那么它或许隐秘，但绝不关键——因为世界原本就该属于被时代裹挟的多数人，引领风骚的，何以真能是一两个企图发展自己个性的异类？ 虽则如此，却不可否认，巴黎曾经是我精神的故乡——那时的我正阅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随后就沉湎于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与辉煌，被拉法耶特式的理想与英雄主义打动，既为之伤心、又为之鼓舞。于是我写了一部《逃向自由的夹隙》——它至今仍是我所写过的最长的文艺作品——来倾诉我心里郁结的一切。依现在的眼光看，那部作品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但此刻我的旅途却又要从巴黎、从拉法耶特的名下启航；这种命运般的安排不禁让人慨叹世界的奇妙，朦胧间，我好像预感自己正要发生一些转变，仿佛我六年前写的那样：“雷鸣已在酝酿之中，历史的巨轮就要在这里——在这个浪漫的花都巴黎——在这一点开始转动。” 我从黎塞留大街南下，经卢浮宫，去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买纪念品。六年前，我曾在《逃向自由的夹隙》里写，“一直平静地聆听着世事的塞纳河也似要‘咕嘟’作响，吐出一串串的气泡来控诉这剧变的天空”，这完全是我的想象——现实中的塞纳河当然不会吐出什么气泡，也说不上平静。塞纳河上风很大，在夏日的阳光下，仍能让人感觉到阵阵凉意；河水被风卷上堤岸，敲出与大革命的浪潮完全不同的声响。大概正因为如此，两岸的堤和桥上都站满了享受和风与阳光的人群，每当游船驶来，就爆发出一阵欢呼，甲板与堤岸的人相互挥手，其乐融融。 塞纳河畔最好的去处大约是西岱岛西侧的公园。从亨利四世铜像旁的楼梯往下，便可看到一片绿茵；郁郁葱葱的树将荫凉洒在河堤上，而少男少女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这里聊天、野餐，或者自己读一本书、写一首诗。岸上没有围栏，倾斜的河堤与岛上平坦的土地呈现完美的弧度，恰好容纳人的膝弯；我把小腿两日来的疲倦都恣意靠在上面，望着眼前的河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数十个分钟——说也奇怪，我在国内并无这样的兴致。大约是法兰西人的懒散感染了我吧——我只能这样想。 巴黎街上的人很多，但其熙熙攘攘处，几乎都不是法国人。巴黎圣母院周边就是这样的所在：一夫、一妻，牵一个孩子，并一辆婴儿车推在前面——这样的来自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家庭随处可见。“Hey dad, it’s funny that we cannot see the color outside!”循着她的目光看去，圣母院华丽的彩色玻璃竟然真的失去了色彩，与灰白的外壁合二为一。然后，话音渐隐，金发的小女孩又消失在另一群眼睛闪烁着蓝宝石光泽的游客身旁，只像那娇稚声调从未撕开过各种语言组成的嘈杂。 Cecile对我说，在巴黎区别法国人与游客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他是否“懒懒的”。回程的路上，我经过数个公园，都可以看到西岱岛西岸那样的景象——就在周一的下午，公园的绿地上竟然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法兰西的青年。他们看上去那样自然，宛如每天都从事着这样的事业，散漫地趴着，看书、沐日光浴，或者单纯地睡觉。Cecile问我，是否还有着比基尼晒太阳的女郎——我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但还是回答说看见了。我相信，在巴黎街头的公园里，我理应看见——不，是已经看见了我应许要看的所有。 半日的欧罗巴很快结束了。我从歌剧院大街回到“老佛爷”，把西岱岛上匆匆的行人、闲散的宪兵和整个安静又闲适的巴黎甩在身后。我将回到忙碌不安的中国人中，重新追赶密密层层的日程；巴黎人也还会过巴黎般的生活——我由衷地祝福他们，祝福我在这半日里看见的全部。但我害怕演说家还在不知疲倦地讲着，却不见天上风云际会；雷鸣已在酝酿之中，历史的巨轮就要在这里——在这个浪漫的花都巴黎——在这一点开始转动。
临近毕业时，我想我应该作点什么，来纪念匆匆流过的时间；但转念又觉得，一切似未走到尽头，何不稍待来日呢？于是这想头竟一再拖延下来，直至此时与学校离别在即，仿佛再没有什么借口搪塞，才总算坐定落笔。回首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吧——那样绵绵、冗长，厌倦日常的轨道、离群索居，与今世他人若即若离，却又从未逃脱了红尘的追索，终究回到起点，重面原先的那个问题。 以上种种，早在入学初时，我就在《漫长的瞬间》里写过了。我终于念了五年高中，如今又是五年本科。然而这拖延也许是相同的，但作为拖延者的我，却不啻有云泥之别，好像这五年的须臾之间，竟埋藏了未知的永恒——就在五年前，我还自称迷恋文史，想要穷尽古今、天人的要害关系，觅得拯救世界的良药，同自己美好的道德实践搅拌在一起，升华成长存人心的墨迹汗青。可是五年后，对于过去的誓言和憧憬，我却变得不屑一顾了。我不再以为历史学是人终所以能的途径，也不再寻求人类的伦理来恪守自己的底线；我不再崇敬神和他的一切附庸，也不再仰仗仪式来夺取内心所谓的安宁。 不知从何时起，我似乎已脱轨到旅途的外面去了。这世间的美好都不能真打动我，这世间的罪恶也不能真绝望我；一切所见的、所想的，再没有什么钟爱，只剩下随时而起的激情和兴趣，仍旧指导着我的人生。我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是最完美的，是一处绝好的舞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演自己最真切的挣扎；然后欣喜，然后失望，或者活下去，或者活不下去。他们起点不同、终点不同，态度不同、运气不同，最后，他们的人生也各不同；而世界的模样，全是人们努力的结果，因而无时不刻都是贴切的，是她给儿女们最用心的回答。 或许是对笨蛋的嘲弄吧，须臾之间，我成了一个过去的自己无从认识的怪物，而从前那个动辄向人灌输理想主义狂热的少年，也宛如前世记忆中的自己一样，亲切而陌生——他全部的所知所想，我都能细致入微地察觉，却始终无法融贯地理解。这个人正是我，但与我不同，他的时代不属于我，而我的不属于他；我们彼此打上了跨越数个世纪的时代印记，在这永恒的鸿沟里，注定不存在交流，而只有一种经后人点缀的“理解之同情”。尽管如此，它却不意味背叛；相反，我确信，这就是那个我终将抵达的结果。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并非为什么坚信而从事学术的；那么随着见闻的拓展，失去所有的坚信，其实是一个成功的结果，也是学者必由的通途。
雪国十一年·雪之少女吧前言：存在还将继续
作为置顶帖发表在百度雪之少女贴吧：http://tieba.baidu.com/p/4402553567 我在百度当吧主的历史已逾十个年头。在这岁月里，见过许多贴吧，也见了很多雪。我所见的雪，及今都已消融；所见的贴吧，也多有所不存。然而它们都存在我这里；我的存在还将继续。 2005年是死神“三吧志”迅速走向白热化的一年。年底，我初任死神Bleach吧的吧主；在那之前，历史悠久的死神Bleach吧和Bleach吧的贴吧分类都被取消，成为榜上无名的幽灵。取消分类在当时几乎意味着贴吧的死亡；狂热的动漫迷鸠占鹊巢夺来的死神吧显然更受大人们的垂青，在贴吧管理组的护持下，走上了并吞其余二吧的征途。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譬如遣人去死神吧务卧底、散布不良信息，破坏其与Bleach吧的关系。终于，在我的斡旋下，迎来了死神Bleach吧并入Bleach吧、吧务组重新整合、帖子全部手动备份的结局。然而，我最亲密的战友却认为我背叛了她——她指责我出卖了我们到此为止的努力和死神Bleach吧人的集体回忆。心灰意懒的我很快退下新Bleach吧的吧务岗位，黯然离去；可是，这个兴起于危亡关头、只求偏安的联合竟仿佛嘲弄贴吧管理组的死刑判决一样，顽强地生存了下去，成为又一代人的心灵港湾——直到2015年8月，终归难逃封禁。 2006年3月25日，另一段故事正拉开帷幕。年轻不甘寂寞的我，在Air吧宿老的鼓励下，申请到雪之少女吧的吧主。这个始建于2005年年初的贴吧，曾经一度辉煌，但因前辈吧主的退隐而破败；依靠新生力量的努力，雪吧逐渐恢复了生机——那时的我们坚信，藉着《Kanon》重制的东风，雪之少女吧的前途也将光焰万丈。 但是，贴吧管理组的决定又一次让我们的情愿化为泡影。2006年5月，另一位Air吧宿老占据了当时仍在讨论音乐的Kanon吧，并设法将其并入雪之少女吧。我们当然未曾想到，管理组会以贴吧名称含义不完全相同为由驳回这一申请。从此，Kanon吧和雪之少女吧走上了分歧的道路，另一个未能预料的结局也缓缓向我们靠近：终于因重制受惠的不是我们，却是Kanon吧。 当合并工作再次启动时，一切都太迟了。Kanon吧有了人气，可雪吧的少年们不肯抛弃往日的光荣；因此，无论正向或逆向的合并都未能成功。所有雄心勃勃都凝成冰雪，化作障壁竖立在两吧之间，让彼此都只得在自己的那一面书写空虚的凯旋。这段久远的回忆，既混杂着辛酸、懊悔，又不乏憎恨与忿怒，但事到如今，已经无从追索，也无需发泄。因为胜利者和仇人都已湮灭，故事正失去价值——直到事情有了第三次出人意料的发展：2016年1月，Kanon吧竟步了Bleach吧的后尘，也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这两个贴吧，不论被赋予了何种意义，托付了怎样的感情，最真切的却是它们存在的消失，还有大约是贴吧管理组向我递来的提醒：我们过去疼爱的，归根结柢，不过别人的东西；我们寄托的时光，随时就缥缈无存，难以为继。这样的贴吧一旦失去，那经营沙龙的愿望也好，记忆朦胧的美妙也好，不可预约的惊喜也好——不都成了空中楼阁吗？孤悬云间的我们，又要在哪里面对过去的人生，创造存在的意义，期待未来的重逢呢？ 这个问题也许无法解决，但人生难免的大概正是这样的迷惘。Bleach吧用十年续写了历史，Kanon吧也划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但无论如何，它们此刻都无力让自己萌发出新的价值了。只有雪之少女吧的存在还在继续；它存在着，它在运行，它将运行下去——而所有来到雪之少女吧的人们，还要在这里继续他们无涯的生活。